记得一位俄罗斯艺术家讲过这样一则寓言：一只甲壳虫爱上了一只毛毛虫，毛毛虫也向甲壳虫报以爱情，它们朝夕不离地在一起相守着。但是毛毛虫突然死了，变成了一只僵硬的茧子，甲壳虫扑在它爱人身上，悲痛欲绝。这时，茧裂开了，从里面飞出一只蝴蝶，甲壳虫以为就是这只蝴蝶害死了它的爱人，于是狂怒地扑过去，要杀死蝴蝶。蓦地，蝴蝶回过头来，甲壳虫看见了一双熟悉的眼睛，那正是它毛毛虫爱人的眼睛啊，它们互相认出来了，一对情侣紧紧拥抱在一起。

    　这是典型的西方语境和西方思维，充满浓郁的殴陆风情。这样说，是因为强调全体性和完整性的东方文化，很少专注于事物的某一局部，更少将局部的意义发掘、张扬到能够阐释或者超越整体的地步。比如眼睛，中国传统文学从《诗经》到《红楼梦》，几乎见不到对其刻意的独到的描写；曹雪芹笔下的金陵十二钗一个个性格各异，连说话的语气都活灵活现，但偏偏没有对她们眼睛的描述。

　　但这并不等于中国文学没有“眼睛”。

    　在人体功能上，中国人注重的是藏在肚子里的那个“心”，而心的唯一表述方式就是“言”（说或写）。可这言经常又是靠不住的，言为心声往往要用言行一致来检验。事实上，现代人在许多情况下都仅仅是将言作为一种与世界周旋的手段来使用的，它与心已经没有必然的表里关系，嘴所说手所写都可以与心无关，言不由衷言行不一早就成为时尚。

   　一个人越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越是涉笔成章倚马万言，他的心也许越是荒凉寂寞，越是无事可作。所以，心是孤独的。

    　这时候，眼睛来了。

    　对于言不由衷者来说，眼睛通常显得有点多余，甚至讨厌，因为眼睛时不时就将心的秘密给泄露了。谚曰：“睁着眼睛说瞎话”，还曰：“眼见为实”。前者是形容一个人红口白牙不顾事实，后者是说耳朵听的纸上写的其实都不大可靠。如此看来，“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话还真有点颠扑不破。难怪有的人喜欢在众目睽睽之下戴上一副眼镜，除了近视昏花遮光等原因外，最根本的恐怕还是需要将自己的这扇窗户挡起来。

   　 如果说，一个人的嘴巴和手（所言所写）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心的犹大，那么眼睛的忠诚和真实则是毋庸置疑的。由此引伸到文学，问题就产生了：作家的那颗真诚的心究竟是通过笔表现的呢，还是通过眼睛流露的？这样问似乎有些荒唐，难道读者能爬到作家的眼睛上去窥视他的心吗？我说能。

     　这眼睛就长在作家和作品的共同体上，这就是文学的眼睛。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这是三千年前的某双眼睛看到的一个情人幽会的场景，春心荡漾的玉一般的女子和骠悍而略显轻佻的猎手在树林里迫不及待地相聚了，一刹那间的美妙使遥远的周朝与我们亲近如在身边。“墙有茨，不可帚也，中構之言，不可道也”。卫宣公娶媳为妾，他死后其妾又与他另一个儿子私通。这等发生在深宫中理应属最高级国家机密的事，竟也被一双眼睛给瞧见了，以至于几千年后我们读到这里都有一种如临其境的感觉，仿佛亲自去卫宫里捉了一次奸似的。不知《诗经》那个时代有没有媒体，假设有，恐怕也不会让记者们像对待克林顿和莱温斯基那样去追踪卫宣公跟他儿媳的丑闻，那么外界又如何知晓呢？更别说几千年后的我们了。

    　两个世纪前，一位骄奢淫逸的西班牙国王强迫全国民众建造一座巨大的修道院，以便给教会还愿而使王后怀孕，一对平民夫妻的爱情和意志就在这艰苦而漫长的劳作中产生了，它像一道绚烂的闪电划破了中世纪的暗夜。这是二百多年后被作家萨拉马戈看见并告诉我们的。它使我们知道即便在王权和教会制造的双重黑暗中，人性，人类情感和理想仍是多么的美丽迷人，多么值得我们为之而奋斗不息。

    　多亏了文学这双眼睛。

    　瞥一眼历史，再比照一下文学史，举凡流传的有价值的作品，无不是作家的心灵通过眼睛的真情流露，嘴不足信，手不足恃，唯独眼睛里的东西是无法造假的。即如那只毛毛虫，纵然先变成茧，再化作蝶，它的眼睛仍然是从前的那双。

　　当然也有不少先天失明或后天瞎眼的文学，由于没有眼睛，也就根本不具备任何生命力，更遑论价值。

   　 所以，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在双目失明后整天呼喊着：“寂寞呀，寂寞呀！像在沙漠上一样寂寞！”

　　所以，鲁迅在生命尽头的那个夜晚忽然让人打开灯，说他“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他们怀恋的都是那双眼睛---文学的眼睛。历史，还有那些自以为是创造历史的人，最好当心一下这双不起眼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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