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医患关系中，患者的自主权体现在自知和自主两个方面。自知是自主的前提和条件，自主是自知的目的和结果。

　　不论从医患的互动过程看，还是从医学的目的看，患者的自主权是不能被忽视的。患者的自主权是以自主决定权为核心的。
 
    　因为，患者求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我怎么了？二是我怎么办？提问者是患者，回答者是医生，主次顺序一目了然。医疗的目的是治病救人。患者是病痛的承受人，也是医疗风险的承担者，一切医疗活动都应体现患者的主体地位。那种把患者客体化的观念和做法，是一种危险的奴化倾向。

　　如同其他权利一样，患者的自主权也要受到国家、公共利益及第三人利益之外的因素制约。当患者的自主权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第三者利益发生冲突时，患者的自主权必须让位于公共安全、民族生存、国家存亡的需要。

　　但在现实的个案中，患者自主权的边界并不容易进行分辨与把握。前不久引得舆论哗然的“家属拒绝签字，导致产妇母婴双亡”的事件便是一例。产妇的自主权至少要受到自身生命利益、胎儿利益的制约。所以，当患者的自主决定影响到自身生命利益的情况下，自主决定理应受到限制。这是生命的价值优先性所决定的。不管在伦理还是法律的领域，都没有宽容到尊重个人对自身生命处置的地步。面对自杀者，任何人都有义务出手相救。这可能会导致自杀者的指责，但绝不会因此而受到道德的谴责或法律的制裁。理由很简单：生命第一！但医生面对患者的决定不像自杀事件那么明白。因为患者决定的是治疗方案，并非是对生命的决断。这时，医生的专业判断就成为制约患者自主权的前提条件。

　　事实上，由于疾病状态下的心理失衡和对疾病及其后果的认知不足，患者在作出决定时很难保持理性和理智。因此，在医疗过程中，法律要保证患者作出的决定，是在充分考虑后果基础上的理智选择，而不是受到某种困境或不利因素的压迫或影响而作出的。为此，法律设定了严格的医生告知义务。但在很多情况下，医生的告知并不能产生让患者保持理智的效果。因此，基于医学判断的医疗干涉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