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市区一个卫生进修学校课堂上，当年轻的老师正在讲授“农村社区常用急救技术”时，一位65岁的学员老陈突然脸色苍白，大汗淋漓。老师看到后，急忙叫来救护车，把他送去了医院。因为怕花钱，老陈住了两天院便回家了。

　　年过花甲的老陈为何还要去上课？原来他过去是一名赤脚医生，在乡村行医30多年，今年省卫生厅进行乡村医生换证考试，因为老陈没有养老金，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参加学习考试以保住行医执照。】

　　当年靠“老三样”悬壶济世

　　在衢江区上方镇的家中，一个跟了老陈三十多年的药箱十分醒目地摆放在柜子上，从做赤脚医生的第一天起，老陈就挽着裤腿、挎着药箱走村入户，一个听诊器,一根探热针,一个血压计,这就是老陈行医的全部装备。依靠这三样东西,他当了30多年的乡村医生。

　　当初和许多同行一样,老陈最初也是抱着理想与现实的双重考虑而入行的。1968年,24岁的他争取到乡里一个外派培训学习的机会,回来之后,便从生产队干部摇身一变为乡村医生。

　　在当时，乡村医生是属于生产队的一员，记工分算工酬，月收入20元，在村里算是中等水平，跟老陈以前在生产队当干部差不多。“转行的原因，一方面是觉得当医生有一技傍身，比较有保障；另一方面,能够给人解除病痛,也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但是当乡村医生也并不轻松。老陈所在衢江区上方镇过去只有几名赤脚医生，因此赤脚医生非常忙。看病、抓药、打针都是老陈一手包办，忙的时候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夏天的时候早上6点就开门,一直要忙到晚上9点,有时候看病的人多，饭都顾不上吃。

　　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和我市的众多赤脚医生一样，老陈不但要为村民看病，还承担了许多卫生防疫工作。流感来时，老陈将山上采来的草药“松针”用大锅煎好，挨家挨户上门，让村民喝下；为预防脑膜炎，他还到田头、学校等人口密集处，往每位村民和学生口中喷射“呋喃西林”；他还活跃在血吸虫病防控工作现场……

　　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不少治疗方法需要老陈自己摸索。“有一个村民在农忙时节脚底脓肿，因为没什么药，我只能用土办法：把一块砖头烧红，将草鞋放在尿液里浸透，再把草鞋穿在病人的脚上，然后踩在滚烫的砖头上，热量慢慢散去，脓肿也就慢慢消退了。”虽然苦，虽然累，但老陈还是觉得很满足，老陈说，自己最看重还是村民们对他的尊重。“走在路上经常就有人跟我打招呼，甚至道谢。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如今半医半农难以生存

　　而如今，年迈的老陈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满足感，生存成了他最关心的问题。虽然从医30多年，但老陈并没有什么积蓄，五年前和在外靠苦力打工的儿子合力盖了幢新房，已经让老陈一家捉襟见肘。

　　老陈现在的主业已不再是乡村医生，而是靠种橘子为生，有病人上门时，老陈才重操旧业，但如今上门求医的病人越来越少，一方面是交通方便了，农民进城看病多了起来；另一方面是镇上有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不少村办起了社区卫生服务站，这些设备相对先进的医疗机构，让老陈乡村医生的副业更加岌岌可危，但他除了看病和种地，别的也不会，为了生存，还是得艰难地撑着。

　　老陈说，他最怕生病了，小病的话自己能看好，大病的话就没办法了。去年老伴摔了腿，虽然新农合报销了一部分，但还是花去五千多元。

　　老陈是赤脚医生如今生存状况的写照，在农村还有许许多多老陈这样的赤脚医生。据了解，自上世纪60年代“赤脚医生”制度建立以来，这些“赤脚医生”一直是农村基层卫生事业的忠实守护者，是他们构筑着农村卫生事业的基础。几十年来，他们扎根基层，履行人道主义职责，默默无闻地为村民解除病痛，抢救了无数的生命。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曾经的“赤脚医生”如今都成了老人，他们现在面临着失业和老无所养的尴尬境地。

　　在老陈眼里，过去曾在农村服务过的医生和老师都是很受人敬重的，但如今，他们的境遇却差之千里。老陈指了指隔壁的一户农民，这位和他同时代为国效力的“民办教师”却幸运的多，每月能领到退休金，虽数额不多，但足以在农村养老。

　　老陈相告，上世纪80年代末农村进行体制改革后，合作医疗的模式中止，赤脚医生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其中一部分同行自谋出路，改行转业。还有一部分人经过医生执业资格考试到正规医院做了正式医生，还有的搞个体行医，开起了私人诊所。

　　老陈也考虑过进城开个私人诊所，但终因资金和考不出资格证而打消了念头，也有人曾请他去城区黑诊所行医，老陈说，违法的事不做，那是做人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