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份，中国红十字会与卫生部在山东等10省市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就人体器官捐献的招募、获取和分配等工作进行全面探索。如今，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青岛医院器官移植缺口依然很大，众多患者都因为器官短缺而在苦苦等待。4年来，青岛市红十字会仅接收眼角膜34只。而另一方面，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补偿机制及相应立法的欠缺，哪怕是已经签署了捐献协议，捐献行为也难以最终实施。作为青岛大学医学院专门负责接收遗体的工作人员，30多年来，刘志才已被遗体捐献者的家属数十次拒之于门外。器官捐献，应该如何突破“瓶颈”?

　　■现状 九年里只救了一个幸运儿

　　在临床医学上，当患者器官患有已不能治愈的疾病时，就需将保持活力的健康器官移入身体，以取代有病器官，这就是器官移植。今年57岁的张瑞连对于器官移植感触很深，因为他就是通过移植了别人捐献的肾活了下来 ，要不然他可能早在9年前就因尿毒症去世。

　　张瑞连的确很幸运，他是市第八人民医院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进行肾脏移植手术的患者。“需要器官的患者太多，我都没法统计，很多患者都是到医院一问，没有器官就直接到其他医院继续问。后来国家严格器官移植准入制，我们医院也没有再去申请，不是技术不行，而是觉得移植器官太难找了。”市第八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侯成玉惋惜地说，这9年时间，他碰到了数不清的患者需要器官移植，但最终如愿的只有张瑞连一个人。

　　据记者了解，移植器官的最佳来源是生前曾签协议表示愿意捐献器官的志愿者。不过，记者近日从市红十字会获悉，近一个月以来仅有一位女士咨询过遗体和眼角膜捐献事宜。

　　■探访 百名患者中99个在“干等”

　　青医附院是目前经卫生部批准的、青岛地方医院中唯一可以进行器官移植的医院 ，2007年该医院获得了这种资格。2007年至2009年间，该医院总共进行了110例肾脏移植手术以及11例肝脏移植手，由于没有足够的供体提供移植器官，两年间另外有大约200多名患者不能进行手术，不少患者都在等待中去世。

　　“根据多年临床经验来看，每年100个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中，平均仅有1人能够找到器官源。”青医附院肝胆外科主任吴力群教授对当前器官紧缺状况非常感慨，仅在2009年，他就亲眼目睹了20多位患者因为不能进行肝移植而不幸去世。

　　“几乎每天都有人过来询问有没有供体，很多人都是从北京、上海等大医院找不到，才来青岛碰碰运气的，可我们实在对此无能为力，这些年，我们还没有碰到一例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吴力群说。

　　5月14日上午，当记者采访吴力群的时候，还有5位患者和家属轮流来找他询问能不能做器官移植。一位李女士的儿子患有肝硬化，需要进行肝脏移植，“家里已经准备好了30多万元，但没有肝源，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病情恶化。”李女士焦虑地说。

　　■调查 7年来1500人登记捐献

　　一边是等待器官移植的庞大患者群体，一边却是极度紧缺的器官捐献来源。记者采访了解到，本市的遗体器官捐献登记工作从2003年开展以来，7年期间仅1500人办理了登记手续;从2006年成立了角膜库以来 ，也仅仅接收了34只捐献眼角膜。

　　1500人自愿捐遗体

　　记者采访了解到，本市从2003年开始接受遗体器官捐献登记，7年期间仅1500人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

　　“这些捐献者为本市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从救治需求上来讲，数量远远不够。”青岛大学医学院一位教师表示。

　　据介绍，青岛大学医学院从1982年开始接收遗体捐献，刚开始时基本上两三年才会接收到一具捐献遗体，这一现象从2005年开始有所好转。去年则是史上“最多”的一次，一年收到40例捐献遗体，这与相关部门以及媒体的大力倡导、宣传有关。

　　195例已实现捐献

　　近30年间，部分捐献者登记后不知去向、导致捐献无果的现状也令人堪忧。据介绍，目前本市已登记捐献遗体的1500人中，实现捐献的至今已有195例，眼角膜移植仅17双;有不少已经过世的登记捐献者，最终也因家属的阻挠未能实现捐献。

　　44岁的杨子皓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2009年，他年近七旬的母亲去世，老人生前是个党员，一直想做善事，同时考虑到想给身有残疾的儿子省点丧葬费，老人生前签订了一份遗体捐献协议。但没想到的是，老人逝世后杨子皓提出了老人的夙愿时，被周围邻居扣上“不孝”的帽子，就连亲姐姐也极力斥责。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前来接遗体那天，老人的灵堂前被各种声音充斥，在众多亲属的阻挠和咒骂下，工作人员们最终放弃接收遗体。

　　■原因 旧观念是最大的“坎儿”

　　记者从青岛市红十字会了解到，死者家属的阻拦是当前器官或遗体捐献的主要阻力。“从领取申请表到实行公证，很多人得不到家属的认可。”刘志才是青岛大学医学院专门负责接收遗体的工作人员，他也表示，遗体捐献不仅需要生者去实施，更需要生者的理解。

　　八成捐献者为老人

　　“目前捐献的人很少，就算已经签了协议，很多时候也会因为家属的阻挠而不得不放弃。”刘志才表示，30年来，在接收遗体捐献的过程中，他们被遗体捐献者的亲属拒之门外的场景，至今已有数十次。

　　截至目前，本市80%的遗体捐献者都是60岁左右的老人 。一些老人在签捐献协议前，没有和家人商量;还有的即便商量了，家属在情感上也一时难以接受，认为如果不能让家人完整的火化，那就是“不孝”或是“大不敬”。“传统的丧葬观念和习俗很难改变，这就是为什么30年来登记的人不多，而实现捐献的人更少的原因。”刘志才说，中国人逝后讲究入土为安，所以要把遗体捐献出来供医学解剖之用，很多人想都不敢想，更别说做。

　　脑死亡立法很迫切

　　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也是阻碍捐献推广的重要因素之一。记者从市红十字会获知，除了没有适当的补偿机制外，造成人体器官捐献难题还有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临床死亡的标准，究竟是以脑死亡还是心跳死亡为准，尚无定论。吴力群则建议，国家应逐步建立起从“心跳死亡 ”捐献 ，到“脑死亡 ”捐献的器官捐献认定体系。

　　“一些患者生前想要捐献器官，但用医疗器械还能够维持呼吸和心跳，就是所谓的植物人 ，这种情况不能移植器官，必须等心跳停止后才能移植。而器官移植最佳时间是在心跳停止5分钟以内，心跳停止过长根本无法移植了。”吴力群说，除眼角膜以外的器官，都必须在脑死亡后、呼吸心跳停止前摘取，所以有关脑死亡捐献标准的立法非常迫切。

　　■出路 建共享平台公开捐献信息

　　今年3月份，中国红十字会与卫生部在山东等10省市启动了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就人体器官捐献的招募、获取和分配等进行全面探索。据悉，待接收到相应的通知后，青岛红十字会将建立相应的器官捐赠系统接受捐赠。

　　根据遗体捐献规定，眼角膜必须在人体脑死亡 6小时之内取出才能成功实现捐献，而心、肝、肾、肺等器官对时间的要求则更高。“我们将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来负责器官捐献，以求破解捐献者奇缺的难题。”市红十字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表示。

　　“即便有了捐献者，分配也是问题。”这位负责人同时表示，从数据来看，目前全国共有15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但是有好心人捐献后，器官该怎么分配才能公平呢?这就需要一个信息共享的平台，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只要血型、白细胞等相符，都可以排队等待移植。但是，具体方案还在进一步制定中。

　　为了表达对捐献者的崇敬之情，市民政局所属福宁园与市红十字会协商，在福宁园划出1500平方米、价值2000多万元的绿地，作为“奉献林”用地，供捐献遗体者的亲人寄托哀思。

　　“从2004年4月1日起，‘奉献林’正式启动，捐献遗体的志愿者家属和已登记捐献遗体的志愿者们在此种上了纪念树，遗体捐献者的骨灰或遗物将安葬于林中。”记者从市红十字会了解到，目前这片树林都已经种满了树木。此外，还可以考虑建立纪念碑，将已经实施捐献的志愿者的姓名镌刻于上面。

　　■他山之石 领驾照时自愿签下捐献书?

　　据青医附院肝胆外科主任吴力群教授介绍，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因交通事故死亡而自愿捐献的器官占很大比例。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驾照都设置有“器官自愿捐献登记表”，如果司机同意捐献器官，可将这份登记表填写完整并提交。一旦发生严重车祸导致死亡，那么到达车祸现场的救护车会把人体及时送到医院，并根据死者遗愿，用其捐献的器官救治其他患者。

　　“这种做法看似不近人情，但却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吴力群建议，我国也可以考虑在新办或换发驾照时，让驾驶员进行自愿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