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布两会十大热点调查结果，由近26万名网民参与的医改成效调查显示，60%的投票者认为“依旧看病难、看病贵”;34%的投票者认为医改“有一定成效，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难和贵的问题”。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小组讨论期间，针对这些民调结果，政协委员给出了自己的解析。

　　3年看到翻天覆地变化不现实

　　对于人民网给出的这组调查数据，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卫生厅厅长焦红直言：“还是挺真实的。”

　　在焦红看来，如今导致医患双方对医改满意度不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尽管医改提出要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但医院在运行中由“以药养医”转向“以医养医”的局面还没有形成，这直接影响了医务人员对医改的感受;二是两年医改重点落在基层，而基层在医疗、管理能力水平上的不足不是很快就可以改善的，短期内难以见效，这直接导致就医人群对于医改成效的直观感受不深。

　　“现在公众对于医改的期望值太高，希望3年就能看到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现实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吴明对当前公众对医改评价不高表示担忧。“如果社会对卫生部门的压力太大，就会出现一些搞政绩、搞形象的工程，‘安徽健康档案造假’就是个极端的案例。”

　　公众需求和“保基本”目标有差距

　　“如果要把全国人民看病能顺顺利利‘上协和’作为评价‘看病不难’的标准，我觉得是不恰当的。”对于当前百姓对医改满意度不高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名誉院长张大宁直言，老百姓的医疗需求和当前国民收入以及医改“保基本”的目标有差距，这才是造成所谓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迟迟得到不到解决的原因。对于这一观点，众多委员频频点头。

　　“如今市场上的产品价格是多样化的，比如矿泉水，从1块钱到几十块钱都有，但是公众没有抱怨喝水贵，因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随意选择，买1块钱的矿泉水也不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但只有医疗服务的选择是单向的，一旦生了病，不论收入高低，即便是最贫穷的人也希望享受最好的医疗检查和技术，这种愿望本没有错，但这就让他们感受到了看病难、看病贵。”张大宁说。

　　张大宁说，改革开放造就了我国医疗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全世界最先进的诊断设备、治疗药物、医疗器械“一夜之间”堆到了百姓面前。“只选最贵、最好的，不选适合的”成为老百姓在医疗服务选择上的最大误区。

　　“我认为，当前政府急需在‘保基本’的‘基本’上下功夫，人人享有基本医疗的‘基本’两字不是形容词，需要认真量化。”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医科大学黄峻教授说，“基本”的确定需要适应当前的历史时期、人文水平、经济水平、医疗水平。应该细化到对于某一种疾病，什么是“基本诊断手段、治疗水平、药物选择”，什么是“基本费用”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大一附院副院长尚红认为，当前我国急需建立一个基本医疗的体系，并将体系中政府可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的细则向社会公布。

　　补偿不到位难解看病贵

　　很多委员指出，当前老百姓对看病就医的感受，主要来自于大城市的公立医院。而在当前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尚未完善的时候，“以药养医，以医疗器械养医”的局面仍是造成看病贵的主要原因。

　　身为北京协和医院大外科主任的邱贵兴委员对此很是感慨。“以骨科为例，目前临床上过度医疗的情况确实存在，对于同一类骨科手术，有的医生打两颗钉子，有的医生打一排钉子，其中有经济利益作怪，也有医务人员盲目遵从西方治疗方法所致。”邱贵兴告诉记者，如今公立医院自负盈亏，使得一些医院领导仍旧以科室收益作为评价工作能力的主要指标。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吉林大学第二临床医院院长赵吉光也有同样看法。“降低医疗成本是解决看病贵简单、直接、有效的方法。而医疗成本包括医务人员劳动报酬以及药物、医疗器械等各种材料费用。目前，三级医疗机构要求药品费用不能超过医疗总费用的50%，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药品费用。但很多调查显示，临床上使用人工股骨头、血管支架等内植入物以及一次性换药包、一次性止血带等医用耗材，几乎占医疗总费用的60%，甚至超过了药品花费……”

　　黄峻委员直言，只有财政补偿到位，公立医院摘掉“国有民营”的帽子，斩断一切与医生收入挂钩的诊疗服务利益链，包括药品、器械、诊疗仪器等，才能真正形成“以技术养医、以服务养医”的良好局面。

　　基层水平低增加病人外出看病成本

　　“我曾经连续20个小时看门诊病人，就因为病人等着、求着，但实际上，很多疾病完全可以在基层医院解决，就是因为病人觉得基层医生水平不高，对他们不信任。而这样背井离乡地外出看病，不仅增加了大医院的工作负担，也增加了病人的看病成本。”张大宁委员坦言，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特别是加强人才软件建设，从而分流部分患者，才是缓解看病难的不二选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原院长高润霖教授告诉记者，对于基层医务人员水平，他专门作了调查。“当前，我国边远地区的乡镇卫生院基本没有正规大专学历的医务人员，老中专毕业生已算较高学历;较发达地区有正规大专学历者一般也不超过10%，经成人教育获得大专学历者可达到20%~50%。”

　　“之所以优秀的基层医务人员‘下不去、留不住’，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缺乏有力的扶持政策。这包括工作、生活条件艰苦，无进修晋升机会，待遇低等诸多原因。”高润霖告诉记者，他已经撰写了有关提案，希望能引起政府重视。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认为，在尽快提高基层医务人员水平的前提下，应该尽快完善和贯彻执行分级诊疗制度。其中，包括加快建立分级医疗服务体系，科学定位各级医院的功能;建设信息化平台，共享优质医疗资源，提高分级医疗服务体系的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