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医改转眼已过三年。在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医改依然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他们在充分肯定三年医改显著成绩的同时，更提出希望解决的问题。

　　百姓代表：

　　期望看病能“多省心、多省钱”

　　“现在到社区看病比过去好了很多，但是在大医院还是很头疼。”全国人大代表朱国萍是上海市长宁区虹储居民区的居委会主任，日常打交道最多的就是社区里的老人，他们也是就医需求最大的人群。讲起身边老年人的就医经历，朱国萍还是忍不住抱怨：凌晨3时就守在医院门口排队，有时还得找号贩子;在一家三级医院明明已花7000元做了检查，但换了一家大医院却不算数，又要重新花钱做一遍……“要是这些方面能改变，老百姓对医改的感受会更加明显。” 朱国萍说。

　　而全国人大代表、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关心的，则是百姓看病需要自己掏多少腰包。

　　“医保现在还存在许多问题。”谢子龙认为，突出表现在城乡二元体制以及管理体系条块分割导致统筹层次太低。“医保多为地市级或县级统筹，造成了医保转移接续的困难。如果提高统筹层级，医保异地转移接续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此外，医保不能保大病，养老院的医疗与医保脱节，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解决。”他表示，国家还应该通过多种形式、多个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如大病互助、医疗救济、商业医疗保险等，来满足人民群众的不同需求。

　　谢子龙认为，对于年长者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是必要的。根据老龄人口患病特点、实际情况，制定更加合理的医保报销政策是我国目前必要而又紧迫的任务。“当然，国家还要采取措施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防止出现医保报销比例增长但个人自费负担部分更重的情况。”

　　公立医院院长：

　　改革目标与激励机制相互矛盾

　　“我最头疼的是两件事，一个是‘钱’，一个是‘人’。”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院长林嘉滨说，“钱”的问题，就是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始终没有调整，医务人员价值没有得到合理体现;“人”的问题，就是数量严重不足，医务人员都在超负荷运转。“在著名的梅奥诊所，1000张床位配有上万名护士，而我们‘十二五’床护比的发展目标才是10.6，怎么能有足够的护士为病人服务呢?”

　　在林嘉滨看来，改革中还存在设定目标与激励机制相互矛盾，甚至背道而驰的现象。比如，要引导卫生人才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但卫生人才评价机制的配套改革没有跟上，在基层工作的人会感觉“没发展”、“没前途”，还是想往大医院走。而这些政策中的不一致，就会使改革的效果打折。

　　林嘉滨表示，目前，公立医院改革主要还停留在开展预约诊疗服务、推行优质护理服务、实施临床路径管理、整治抗生素滥用等方面，而这些改革主要是医院内部管理的改进，尚属医院的日常管理范畴，是永恒的主题。我们更期待公立医院体制机制改革这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早日推动，促进公立医院更好的发展，让医务人员的利益得到更好的维护。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吴明是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评估专家组总协调人。她表示，公立医院改革中，体制机制改革难度较大，需要各个部委坐下来商讨，协调各部门职责，并且要落实到位。从部门协商到真正使患者有切身感受，这个过程很长。

　　卫生行政官员：

　　距离百姓期望仍有差距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卫生厅厅长焦红坦承，医改三年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和老百姓的期望值还有很大差距。

　　焦红说，百姓感受的看病贵，主要是因为看病就医带来的经济负担过重，超过家庭的支付能力，同时医疗保障水平还相对较低。虽然新农合已接近全覆盖，政策内报销比例也已达到70%，但实际报销比例只有60%左右。一些大病的花费，仍是患者家庭无力承担的。

　　百姓感受的看病难，主要是由于优质医疗资源的绝对量不足和分布不合理造成的，大医院仍然人满为患，专家号仍然一号难求。这些直接影响了患者的就医感受，也使医患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导致看病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的分级诊疗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许多人即使得了小病也不愿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而是纷纷涌向城市大医院。” 焦红表示，分级诊疗体系的构建，还需要医保制度的配套支撑。此外，缺少人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无法得到患者的信任。

　　民营医院院长：

　　鼓励政策不能光说不练

　　“医改在规范、鼓励社会资本办医方面，仍有很多事情要做。”全国政协委员、沈阳何氏眼科医院院长何伟的这番话，不但在委员小组讨论中高调提出，还写入了提案之中。

　　作为社会办医的首批吃螃蟹者，何伟见证着三年医改带来的巨大变化。“医改鼓励开办民营医院的政策，改变了公立医院缺少竞争的局面，对于改善医院的质量、价格、服务水平都有很大好处。”但何伟同时认为这当中还是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和不足。

　　首先，鼓励政策没有对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民营医院进行明确界定，在管理、激励政策方面没有差异化待遇，致力公益性的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没有“一碗水端平”。

　　其次，已有的鼓励政策贯彻落实程度低。“在很多地方，社会办医遭遇‘弹簧门’、‘玻璃墙’的现象仍然存在。”

　　再次，在准入、等级评定、医保资格、人才评审等方面，民营医院仍遭受不平等待遇。

　　何伟建议对民营医院进行分类管理。“非营利性的民营医院应该与公立医院享有同等的待遇，公共财政应给予直接支持。”同时，把民营医院纳入全行业管理，增加医务人员接受继续教育、做研究的机会;建立医师多点执业制度，让人才流动起来，加强民营医院的医疗力量。

　　企业老总：

　　在服务医改中求产业发展

　　在全国政协委员、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以岭看来，制药企业尤其应该关心医改，因为这不但关系着如何更好地服务患者，更关系着企业自身的发展方向和未来竞争力。

　　“我国制药企业分为以研发生产专利药为主的创新型企业和非专利药的普药生产企业两大类。研发拥有知识产权保护的专利药物，代表着民族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未来。”吴以岭介绍，“但目前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拥有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非常有限。以中成药为例，102种中成药中，只有23种专利中药。”

　　“这些创新药以其临床疗效确切，受到临床医生和患者的好评。希望政府在基本药物和医保目录调整中，把更多疗效确切的创新药物纳入进来，使创新成果在医疗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吴以岭同时表示，创新药研发具有成本高、投入多、风险大、周期长的特点，因此，在定价方面，如果把创新药定价过低，企业将难以为继，失去创新动力。

　　“医改为信息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机会。”全国人大代表、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说，但目前信息化遇到的瓶颈问题，仍是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割据。医疗卫生领域体系林立、信息不通、重复建设，“信息孤岛”屡见不鲜，对于实现各种医疗卫生信息的互联互通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信息化手段是推动我国医疗卫生改革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也是切实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看病烦问题的重要技术手段。”孙丕恕表示，今年两会他会提出建议，利用信息化平台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推进全国统一标准的卫生信息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