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朋友眼睛不适，于是到一家三甲医院看病，医生诊断为细菌感染，但是抗感染治疗并没有明显疗效，反而加重了不适。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的第一反应是换到另一家三甲医院去看病。第二位医生推翻了同行的诊断，认定他的症状是病毒所致，给他另开了药物，还叮嘱说，他的眼疾不幸被错误的治疗方案耽误了，所以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这番医嘱让他感到莫名的害怕，于是——正如你预料的那样——他去了第三家三甲医院。

　　第三家医院是以眼科著名的，前来应诊的病人特别多，朋友等了很久才挂上号，又等了很久才看到医生。检查结果证实，第一位医生的诊断的确是有问题的，因此大大加剧了朋友的痛苦，但他来不及表达自己的不满，反而备感欣慰：因为第三位医生确认了第二位医生的诊断，也认可了他的治疗方案。

　　尽管并非每个人都遭遇过误诊，但抵达和离开医院时的恐惧，仍然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感觉之一。随着年龄增加，我和医院打交道的次数也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多，深知这种感觉带来的疲惫和无力。

　　在医疗的问题上，很少有人的神经能粗大到乔布斯的程度。据说乔布斯的死和他固执地拒绝主流医学、热衷干预治疗方案有关。普通人和乔布斯正相反。在乔布斯仍然无比自信的地方，我们已经向医生缴械投降了——尽管有点半信半疑。

　　面对一个高度专业的未知领域，不得不把命运交给陌生人，不仅需要坚强的神经，还要求我们充分信任别人。医学也许永远不可能消除不确定性：这受制于科学进展的程度，也受制于人性。尽管受过漫长和严格的训练，医生仍然不可能摆脱人性的缺陷。当他撑开你的眼皮，你无法确定他是否专注于你的眼睛，他写下病案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是否充分考虑了各种可能，并作出了明智的决定。医生也会犯错误，想到这一点，病人就忍不住有点战战兢兢。

　　更困难的是，信任除了和理性有关，大多数时候还包含着感情的成分。我听到过病人的抱怨中，许多和医生的表情、眼神和说话方式有关。病人无法从专业上判断医生是对是错。他们接受诊断，就像年幼的孩子全盘接受父母的决定，但也和孩子一样，要求更长时间的相处、说些与诊断无关的家常话。

　　直到内心的恐惧得到缓解，病人才能给医生以信任。而一旦发生医疗纠纷，病人和家属举证时，几乎都会提到医生的态度：冷淡、生硬——尽管这和治疗效果没有直接关联。

　　中国的医疗纠纷往往有类似情节：随着时间推移，治疗深入，病人和家属慢慢陷入了恐惧、焦虑和怀疑的情绪当中。恐惧和病情有关，焦虑则与他们在疾病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成正比，当这两种情绪逼近他们能够承受的极限，对医生和医院的怀疑就油然而生。

　　有些怀疑对医生是不公平的。在深圳，有人曾对媒体说，当地的医生要求孩子动手术，结果到了广州，孩子的病只花八毛钱就看好了——事实却是他的固执和多疑耽误了孩子的病情。患儿的家长自己就是医生，但他不相信同行的判断，相反，他觉得医生为了钱，而不是病情需要，才选择了手术。

　　中国的医疗制度被认为是困难重重的改革进程的缩影。卫生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是政府和市场在医疗活动中应扮演何种角色，而普通人更关心就诊和缴费时的感受。他们的交集、也是现行制度中最糟糕的部分，是检查费、药费和医生的收入挂钩。过度检查和用药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也放大了他们的恐惧、焦虑和怀疑，带来越来越多的医患纠纷。这反过来又改变了医生的行为——他们让病人做更多检查，不是为了创收，而是希望留下治疗的物证。

　　在所有的恐惧里，对恐惧的恐惧是最令人恐惧的。如果说有什么比生病更不幸，那就是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发现自己进入了恐惧的循环。

　　我的朋友C君是中国最好的医疗记者之一。和其他医疗记者一样，他报道过很多离奇的医患纠纷，这让他的职业生涯渐渐变得非常血腥。他一直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医疗制度的书，但进展缓慢，原因就在这里：他拿不定的是，除了更多的恐惧，他不清楚这些故事到底会给读者带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