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知道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所有人也清楚中国的医疗供给严重不足。这一主要矛盾构成了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而供应之所以不足，是因为整个制度给予的激励是扭曲的，比如以药养医，比如身份编制，比如公立医院垄断。此前的很多改革，主要是在医药利益分配上不断变换，甚至用价格限制(比如零加价、不准二次议价)等计划经济手段来进行表象改革，改来改去，毫无意义，反而伤了人心。
去年推出的医生自由执业，部分地释缓了医生和医院的“农奴制身份”，也对一些医生的暗中走穴给予了公开的认可，但是，并没有生态改变的意义。自由执业无非是在不同的医疗机构之间游走，赚取新增劳动时间的技术价值。
医生开始创业，则气象完全不同。此前的私立医院和诊所，大多素质不高，游医水准。这一轮医生企业家精神的发动，很多都是专业医师，想清楚了在体制内的前途，放弃大医名医的升阶路途，用商业的思维，将非疑难精尖的医疗部分标准化、可复制化、服务业化，做出特色不同的诊所机构，甚至用互联网思维，在细分市场做出了O2O的新颖模式。
专业医生转型为企业家，相当于医疗体系毛细血管发生变化，虽微弱但颠覆。医疗改革不应该是官员专家主导，也不是那些工程师思维建立一个网上挂号、大姨妈登记就能丰富心态。专业医生从医学本身出发，从患者的体验出发，利用目前的各种新技术和创业氛围，重构了恰如其分的商业模式。它不仅表率式地做出“医药两分”、增加了患者的专科的就医选择、提高了社会的分诊效率、划分了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同时也为医师就业、实现个人价值提供了多元化的路径。
这是好的现象，这是现象级的现象。
于莺，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急诊室女超人”，微博上粉丝超过270万的大V，小时候认为医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然而，在中国公立医院长年累月的门诊和临床经历，却让她对职业的前路产生了持续的怀疑。
“在这里，我还是那个自己想做的，那种救死扶伤的医生角色吗?”于莺说，她后来明白，自己曾经想象的医生角色，在中国现行的医疗体制很难实现。
在中国，很多具备相当从医资历的医生都有过类似的郁结。他们有的选择转行，有的选择自由执业，少数人则选择了一条更有颠覆性的道路：在医疗领域里创业。就像现在于莺所做的那样。
于莺：正在筹建一个新型的门诊平台
记者接触的创业医生，还包括朱岩、毕烨、欧阳晨曦和张遇升等。他们大多有着资深医生的背景，并在近两年开始，于中国医疗体制正被一点点撬开的缝隙里创业。他们有的选择做“更纯粹的医生”，开创靠服务、研发赢利的医疗或产品，有的试着开展远程医疗服务，有的对“病历大数据”做起了文章……
在医生创业的背后，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层面也正处于松动的前夕。例如，国家发改委、国家卫生计生委和人保部联合发布了通知，提出“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并把非公立医疗机构纳入医保等提上日程。这一举措，也被视为2009年启动新医改以来，破除“以药养医”体制最为有力的政策。
对比起过去以“民营资本建医院”的医疗创业，创业医生们的尝试远不止于单调的商业算计。他们充满了医生的气息，包含着医生们对体制的反思，医味十足的商业灵感，对医疗伦理的终极反思。谁能保证，有朝一日，他们不会被千万个创业医生复制和创造?
“坏体制”的红利
于莺的医疗价值观与体制的距离已经很遥远。在北京，于莺对记者说，上海一个医院的业务处主任，曾直接质疑她认为医疗本质上是服务行业的想法。“当时他说医疗就是个技术行业。我的感觉就是无话可说。”
于莺多次用急诊科的经历，去说明她所理解的医疗并非是冷冰冰的技术活儿。在急诊科，同样的治疗，如果有足够的医患关怀、沟通，治疗的效果会有所区别;在病人垂危之际，医生对家属冷冰冰的抢救签名通知，如果换成温情的安慰，医患关系也不至于恶化。
于莺的老同事，现卓正医疗的合伙创办人朱岩也有类似的体会。他在协和医院内科工作了9年，却始终不能消灭那种不时产生的，对诊疗工作的绝望感：在门诊乃至病房，他一天要看七八十个病人，每个病人都只有那几分钟的诊疗时间。
“如果每个人有20分钟，那你能为对方做更多，但在公立医院却不可能，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朱岩在深圳对记者说。一些遗憾至今仍挂在他心中，譬如，如果有更多个体的门诊时间，当初的他就能劝阻一些透析病人的弃医打算。
朱岩：卓正医疗合伙投资人
“以药养医”作为最典型特征的中国医疗体制，多年来在医疗界催生了各种怪现象。在武汉，长期从事心脏搭桥手术的武汉协和医院医生欧阳晨曦，也曾无法理解为何血管支架在中国如此泛滥。他对记者说，“动不动就安四五个支架，这是对病人负责吗?”
相比起各种怪现状，更让医生看不到希望的是医疗体制改革的速度。有过军医经历的“爱丁医生”APP创始人毕烨说，过去的15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国医疗体制对待病人的方式却没有变化”。
毕烨：“爱丁医生”APP创始人
毕烨对记者形容，自己很早就“叛变”。她本该向科室主任方向发展，但“找不到方向”的焦虑在很多年前就袭击了她。而朱岩用了更多时间去考虑是否要离开，前年才踏出创业的第一步。2013年，于莺正式离开协和医院，立刻成为了社交媒体圈子里的热门话题。
北京杏树林科技公司CEO张遇升从医生职业的角度解释了这种纠结。作为协和医学院的医学博士，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共卫生硕士，他认为医生这个职业，在中国的发展并不健全。
“医生本应是个体户，高级的、以智力服务为基础的个体户。中国的医生却是在医院里面的打工者，按照事业单位的规则去分配工资，靠发论文去获得晋升。”张遇升在北京的办公室对记者解释说。
医疗体制对医生职业的扭曲背后，也蕴藏着医生创业的空间——譬如，让真正的医生职业化。与牙科诊所等靠器材赚钱的，类似体制内医疗的生意路径不同，让儿科、内科等大科医生恢复职业的本原面貌并投入市场，更能迅速填补中国城市日趋失衡的医疗供求。
在中国，由于儿科门诊无法产生太多用药的创利模式，儿科医生连年流失。于莺为此特意调查了一番：一个月薪在1.5万~2万元之间的母亲，并不拒绝为真正有效的儿童门诊服务付出500元到800元的诊金(而不是花在各种不必要的药品上)。于莺说，她正以此去建立一个能实践她对医疗服务想象的门诊。
朱岩曾希望和于莺在北京合作开办类似的诊所，不过于莺告诉他，在起步阶段，公立医院资源相对稀缺的深圳是更好的选择。朱岩2012年和两位合伙人在深圳创办卓正医疗，定位为高端连锁门诊，最大业务是包括内科、妇科、儿科在内的常见病诊疗，收费采取包药模式，初诊费380元包括了医生诊金、常规检查和3日用药。
“医疗的核心应该是医生。医生就应该做他专业的事情，不应该被商业因素所左右。”朱岩说，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医生的精力重新集中到诊疗的本身，他所建立的平台，试图还原医生职业的本质。
于莺的朋友、著名的血管外科医生张强，曾经公开表达过对自由执业这个“美好梦想”的向往。在前年底，他辞去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一职，选择在上海沃德医疗中心、北京和睦家医院等多点执业，“因为这样能做一名纯粹的医生。”
即使在体制内，医生也有潜力放下专业之外的繁琐，成为类似产品经理的角色。作为一个临床经验丰富的心血管外科医生，欧阳晨曦本来应走在发论文、谋职称的传统道路上，但因为武汉政府的“破例”支持，欧阳晨曦从五年前开始开发人造血管，现在有机会成为世界上首家实现小口径血管商业化的公司创始人。
欧阳晨曦说，只有临床医生才最清楚病人的需要。他研究的人造血管非常讲究血管的弹性——他曾亲见植入人工血管的病患，因血管在体内折弯和堵塞的痛苦——于是他开始了这个项目的研究。目前，他与武汉纺织大学的徐卫林教授合作主持研发的小口径人造血管，正处在临床试验的阶段。
“跨界创业”的色彩，在毕烨的身上更明显，从“爱丁医生”APP研发过程的人员构成可见一斑。爱丁医生的产品经理由4个人共同担任，最外层的两位，一个是纯IT出身，另一个是纯粹的专业医生，可提供医疗知识的咨询。“中间的两个，一个是我，医疗出身，恶补IT知识;另一个是IT出身，懂一些医疗。我们是产品经理的核心，将医疗和IT的思维融合起来。”
在跨界研发的过程中，毕烨深感医生思维和工程师逻辑的巨大差异。比如说，判断一个患者有没有患脑膜炎，由于个体情况的差异，医生会用相对模糊的逻辑来判断，不能够完全排除脑膜炎的可能性。但按照工程师思维的话，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是0，就是1。
“在这里面我们尽量去做一些可以标准化的，可以实现数字化的东西。但是，医疗服务本身有很多需要人去判断的事情，我们靠机器解决80%的标准化问题，还有20%是人工服务。医生看病也是这样的，80%都是重复一样的东西，20%则是很个体的东西。”毕烨说。
创业路崎岖
不过，医生们“理想国”的创业革命，注定不会如此简单地到达成功彼岸。卓正儿童保健中心的钟乐医生说，她不擅长处理繁琐的行政管理，打点上上下下的关系，所以加盟卓正是她最好的选择。相比之下，如果要像于莺或者朱岩那样自己创业，就要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吸引足够的资金，处理方方面面的困难。
很多有才华的医生，都曾进入过一些民营资本早期投资的医疗机构。毕烨在哈佛大学读完医疗管理以后，曾经试图承包公立医院的科室，又担任过三家民营医院的高管。她说，以前的那种创业模式并不符合她的理想。
“公立医院的院长并没有跟你合作的意愿。至于民营医院，有些完全可以用唯利是图来形容。这些医院跟医生创业时所考虑的不一样，可以纯粹为了钱，而不去考虑患者。”毕烨对记者说。
而于莺在离职之后，也有很多民营医院找上了她。于莺没有接受那些邀请，因为她觉得做一个非体制内医院的高管，不足以让她有机会实践自己对医疗的理想。另外，有些在私立医院有过经验的医生告诉她，资本家也有缺点，譬如多年不给医生涨工资。
独立开设医疗机构的路途并不平坦。于莺曾去过台湾考察，相信海外的全科医生、家庭医生的模式可以解决中国的医患关系问题。于是她希望在北京开办全科医生为特色的诊所，但走一趟申请程序下来，却发现中国大陆的卫生管理，对医疗机构有着各种让她意想不到的限制，譬如为相同性质的医疗机构划定硬性的设点距离限制。
朱岩说，如果这些不合时宜的规定能打破，那个巨大的潜在医疗市场马上会被打开。4月1日，深圳市卫生计生委宣布，废止“新增基层医疗机构(主要是诊所和门诊部)之间要按照《深圳市医疗机构选址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服务半径重叠”的条款。这意味着，今后新增医疗机构将不再受距离的限制。
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医生们的创业看起来更加便利，不过也不乏暗礁。
前年，刚刚从美国归来的张遇升，向他的师姐于莺请教创业的方法——当时的于莺正沉迷于一本国外的病历总结书籍，提出了为医生们开发手机病历的方向。结果，杏树林病历夹后来成为了张遇升团队最核心的产品，据称目前进占了国内大约两成医生的手机，朱岩和于莺都在使用。
“我觉得病历夹，最核心的价值是，给医生带来了自由。医院以前也有电子病历，但是医院的电子病历和病历夹最大的区别就是，医院的电子病历是给医院用的，医生要使用有很多不方便的，所有的资料你带不走。”
张遇升说，医生们平时对杏树林病历本的使用习惯，大大影响了这个APP的发展进程，这个APP开始时让医生用手机打字记录，医生只管对病历拍照(后台数据由杏树林团队处理)就行。这些移动病历对朱岩们的最直接意义，是离开体制的医生们可以继续从事病历收集和临床研究的工作，使原本属于传统医疗体系、各有山头的病历数据资源，逐渐成为了可以用作独立项目开发的宝贝。
记者走访的一些创业医生也明白这一点，不过，他们也向记者表示担忧：一旦公立医疗体系察觉到这些新的研发模式或者商业模式的威胁，未必不会使用行政手段加以打压。
按照很多医生的说法，医生之所以比一般的产品开发者更有资格在医疗创业的领域大展拳脚，是因为他们长年积累着医疗领域的核心数据，大量的临床经验。欧阳晨曦就是一个累积丰富的医生，他根据临床经验去钻研人工血管，不过也曾遇到各种非议，譬如有同僚质疑他是变相代理医疗器械产品，或者说他“不务正业”，影响他在医院里的职称评定。
欧阳晨曦明白那种作为特别一员的存在感。他对记者说，在中国还没看到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像他这样既从事临床医疗，又从事医疗创业的人。更多的医生，离开了医疗系统就是彻底地离开。
“我觉得自己还是有创业者的性格。我研究人工血管失败了很多次，但我不甘心，我喜欢有挑战性的事情。”接受记者采访那天，欧阳晨曦正忙于参加CCTV的一个创业节目，“经过几年坚持，加上地方政府的支持，其他人才开始意识到我真的在做一个医疗器械的开发(而不是私饱中囊)”。
医生创业面临的政策局限还有很多。社会办医疗机构，目前都受困于无法纳入医保的问题，这使他们难以服务那些非高收入的人群。实际上，于莺也曾考虑过提供上门医护、相对廉价的医疗商业模式，但她很快碰到要为旗下医生申请出诊资质的问题——这也是困扰中国“多点执业”，以及家庭医生模式难以开展的重要原因。
线上医疗也是一个有政策风险的领域。毕烨说，她所创办的爱丁医生APP，可能是中国唯一一个具备线下医学实体的APP产品，在APP上收集并指导用户的日常习惯，在线下开发就诊和随访的业务，目前在上海有一家面向白领阶层的医疗支持中心。
她坦言，这种业务涉及到远程会诊，而中国对这个领域还没有明确的政策，“在体制下面，跑得太快就很容易被打。”她说。最现实的，也是医生创业的更大挑战，是创业者如何吸引公立体制的医生，尤其是资深医生加入他们的创业阵营。于莺和朱岩近来正致力于招徕大约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医生。如此一来，300到500元的挂号费才能满足这部分医生的收入水平，以及求诊者对医生水平的期待。
于莺说，医改是否动真格，将会直接影响到这批医生的决心，因为很多医生还是不舍得事业单位的铁饭碗，或者对药品提成等收入有所留恋，“希望高薪水能够让你不需要再在门诊里为开药而琢磨。如果你不去尝试(离开公立医院的体制)，那你永远都摆脱不了灰色的尴尬。”
在深圳，已经有来自北京和广州的医生加入了朱岩合伙投资的卓正医疗团队。在微博上，一些年轻的医生会向朱岩表达他们对现实处境的不满，求解自己作为医生的未来。对此，于莺的观点更加现实一些。她说，总有一天，各种条条框框会被慢慢瓦解，从深圳开始，一路瓦解到北京。
现在，于莺已经是社交媒体上创业医生的头号标签。她曾经的同事朱岩，也在逐渐累积起微博上的粉丝。在创业的过程里，医生们开始有意识地品牌化——当不再享受三甲医院的科室“权威”，以及汹涌的病患流量，他们更需要通过社交媒体来让病人、投资人和业界认识自己。
“对于投资者们来说，他们都觉得医疗是一个朝阳产业;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领域确实需要很多创新，去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最后，在中国的医疗体制里面，医生肯定是一个最核心的人群，企业也好，保险也好，病人也好，医院也好，最终运作和开发都要落实到医生的身上。谁能够抓住医生的资源，在未来肯定是有价值的。”张遇升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