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以《高价药背后的“贿赂门”》为题，曝光了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在华通过五条“贿赂链”，刺激药品销售的丑闻：行贿费用占到药价的30%，每年的总金额高达数亿元人民币，同一药品出口到中国的价格少则是出口到其他国家的2倍，多则7倍，不但给中国患者、中国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让中国患者的身体健康遭受过度用药之害。

　　毫无疑问，遏制药品回扣是中国医改的头等大事，再也不能等、不能拖了!

　　葛兰素史克的行为理应严惩!但仅仅严惩难免摁下葫芦浮起瓢。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中国大陆，通过贿赂医生刺激药品的销量，不是葛兰素史克的独家行为，而是众多药企的普遍选择。例如：

　　2010年5月16日，央视曝光了药价虚高1300%的芦笋片事件(出厂价15.5元，中标价185.55元，零售价213元)，医生收受的回扣为80元，占中标价的43.2%。

　　2011年11月13日，央视曝光了药价虚高2000%的克林霉素磷酸酯事件(出厂价0.60元，中标价11元，零售价12.65元)，医生收受的药品回扣为4元/支，占中标价的40%，

　　2013年7月23日，央视以《漳州医院腐败，何以全线失守?》为题曝光了福建漳州医疗腐败案，全市73家公立医院100%涉案，药价50%是用于贿赂。

　　一条鱼死了，可以说是鱼的问题;一塘鱼死了，就是塘的问题。如果在华行贿的是个别药企的行为，严惩就行了;如果是普遍现象，就意味着我们的政策环境有问题。

　　显然，在回扣促销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的现实面前，遏制药品回扣的根本出路在于找到滋生回扣的政策环境，并对症下药。

　　通过研究中国政府的医改政策，我们发现葛兰素史克等众多药企之所以在华普遍采用“回扣促销”的违法行为，是因为中国存在三项“反市场”的价格管制政策，倒逼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必须设计并实施“高定价、大回扣”的营销策略，否则就要被市场所淘汰。

　　“反市场”的三项政策是：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药品加价率管制(顺价加价15%和零差率)、禁止“二次议价”。

　　为什么说这三项政策是“反市场”的呢?

　　这是因为，政府通过省级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确定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价，剥夺了医疗机构作为药品买方本应用拥有的确定药品采购价的权力，在全省形成了价格垄断;在此基础上，政府通过药品加价率管制(顺价加价15%和零差率)限定了医疗机构的药品零售价和利润率，药品的中标价越高，对医院的利益(明)和医生的利益(暗)贡献越大;政府禁止“二次议价”，剥夺了医疗机构修正中标价虚高的权力和机会，保护了价格垄断。

　　这至少会导致两个“反市场”的现象：

　　第一，药品的中标价越高，销量越大，低价中标反而卖不动。

　　在三项政策的管制下，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不是购进价格越低、获利越多，而是购进价格越高、获利越多，既有明的，暗的更多。

　　比方说，在顺价加价15%的政策下，成本价为9元的药品，如果中标价为10元，医疗机构购进后可公开获利1.5元，没有暗箱操作的空间;如果厂家通过公关，将中标价提升为100元，医疗机构购进后可公开获利15元，增长了十倍，而且还有50元左右的暗箱操作空间，可用于贿赂医生和院长;在零差率的政策下，尽管医疗机构公开的获利都是零，但中标价为10元的药品没有暗箱操作的空间，中标价为100元的药品有50元的暗箱操作空间，对医生和院长更有吸引力。

　　第二，医疗机构默许甚至是纵容医生收受药品回扣

　　在三项政策的管制下，医疗机构的药品购销价格由政府确定，与医生收不收回扣无关，医生收受药品回扣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并不损害医院的药品收益，医疗机构自然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更重要的是，在三项政策的管制下，医疗机构的药品利润=药品的中标价*加价率*药品的使用量。如果医生收受药品回扣，其处方的药品必然是中标价虚高的药品，处方量必然会因为回扣的刺激而加大，量价齐升的结果是医院药品利润的加大;如果医生不收药品回扣，其处方的药品必然量价齐跌，医院的药品利润随之而变小。医疗机构当然会默许甚至是纵容医生收受药品回扣。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经济，价格竞争是最基本的竞争形式。在“反市场”的三项政策倒逼下，药品公开的价格竞争机制失灵，价格高、有回扣的药品才有竞争力，价格低、无回扣的药品反而没有竞争力，为了不被市场淘汰，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就不得不采用“高定价、大回扣”的非法营销策略。

　　简单举例，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一结论。

　　某药品的成本价为9元，药厂如果以10元的价格售出就可获得正常的市场利润(10%)。A厂以10元的价格投标并顺利中标。B厂通过公关，以20元的价格投标并顺利中标。二者竞争的结果是，中标价合理的A厂产品一支也没法卖出去，中标价虚高的B厂产品销量一路攀升，因为在顺价加价15%或零差率的政策下，价格虚高的B厂产品至少有8元的暗箱操作空间，可用于贿赂医生，提高销量。

　　为了避免被市场淘汰的命运，A厂在第二次投标时，通过公关相关政府机构将中标价提到30元，暗中拿出15元作为给医生的回扣，A厂的市场份额迅速上升，超过B厂。

　　同理，为了避免被淘汰并夺回竞争优势，B厂在下一次投标时，通过公关政府将中标价提到40元，暗中拿出20元作为给医生回扣，B厂的市场份额再次提升……

　　A厂和B厂就这样循环往复，彼此竞争的胜败取决于给医生回扣空间的大小，而回扣空间的大小又取决于中标价的高低。

　　当然，在抬高中标价的过程中，药企还必须通过变换药品的规格、剂型、包装，尤其需要围绕“质量优先”讲出一些故事，为政府招标机构确定虚高的中标价提供一个借口。葛兰素史克的五条“贿赂链”中贿赂对象不但包括医生，还包括“专家”和“机构”，这些“专家”和“机构”在“高定价”的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据央视报道，葛兰素史克生产的拉米夫定(贺普丁)真实成本为15.7元，出口到韩国的价格为18元，出口到中国的价格为142元。如果贺普丁出口到中国的价格和韩国一样，就没有给医生的回扣空间，根本就没有竞争力，无法和国内药厂生产的药品竞争(国产拉米夫定的中标价为129-135元，回扣空间同样惊人)。

　　由此可见，葛兰素史克之所以通过各种手段将出口到中国的药品价格抬高为其他国家的数倍，并采取贿赂医生这种手段提高销量，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存在“反市场”的三项政策，倒逼其不得不采用“高定价、大回扣”的营销策略。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遵照三中全会提出的“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精神，取消药品集中招标、加价率管制和禁止二次议价这三项“反市场”的政策，政府只管药品的零售价格(或报销基准价)，不再以“限制以药补医”或“取消以药补医”为借口控制医疗机构的药品加价率，不再以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为借口确定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价(医疗机构药品采购环节的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形成)，将确定药品采购价的权力归还给医疗机构，允许医疗机构获取购销差价，让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恢复到“采购价越低、获利越多”的正常状态，调动医疗机构降低药品采购价的积极性和打击医生收受药品回扣的积极性，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公开的价格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形成“谁的药品价格低，谁的药品就卖得好”这一正常局面。如此一来，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就会以“底价供货”的方式开展公开的价格竞争，“底价供货”自然就没有回扣的空间，没有回扣的刺激，医生就不会过度用药。这不但可以大大降低患者和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可以让患者免受过度用药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