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的药物政策似乎总能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这次也不例外。日前，安徽基本药物新政策再引非议。安徽基本药物模式再度被置于风口浪尖。

　　上述新政表态，安徽将屏蔽未通过新版GMP认证的企业。这引发多家药企联合反对，业内称其为歧视性条款。近日又传出，因该省基层医院、县级医院药品配送率红线的设定，近200家药企被拒之门外，引发新一轮抗议。

　　事实上，早在数年前，安徽卫生部门在药品集中招标中便首开先河，大幅提升价格在中标评分体系中的权重，“唯低价是取”的集中招标“安徽模式”由此产生，并得到高层认可。该举措随后愈演愈烈，并在全国各省迅速蔓延。备受伤害的医药行业对“安徽模式”连年声讨，而该模式衍生的廉价药大幅消失之弊端也日益明显，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出于各种考虑，安徽卫生部门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该状况。于是，在招标大年2014伊始，业内已传出安徽基药招标的“唯低价是取”将发生变化，质量权重将被大幅提升，业内也对此诸多期盼。

　　舶来品的基本药物制度

　　和此前安徽政策所针对的省级招标准入有所不同，此次引发争议招标范围针对的仅是公立医疗机构所需要采购的基本药物，孰是孰非还确实需要仔细斟酌。

　　基药的概念其实是舶来品。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医药市场广泛存在企业市场运作与社会责任缺失的问题，WHO在1977年开始首次提出“基本药物”概念，最初将其定义为“最重要、最基本、不可或缺的，全部居民卫生保健所必需的药物”，并制定了WHO第一版基本药物示范目录，随后又在1978年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第31.32号决议，敦促成员国遴选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建立能满足需要的药品采购供应系统，保障国民的基本健康。

　　1985年，WHO再次扩展了基本药物的概念，除了要求“能够满足大多数人卫生保健需要的药物，国家应保证生产和供应”外，又提出了“高度重视合理用药，基本药物要与合理用药相结合”的要求。数十年来，从美国、瑞典、荷兰等发达国家到莫桑比克、秘鲁和坦桑尼亚等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均在不断完善自身的基本药物政策，希望在一定财力条件下，通过精心选择一定数量的药物，使广大国民能够获得更好的医疗保健，让药物管理更加有效，降低药物费用，使基本药物制度成为保障基本健康、促进合理用药的工具。

　　中国基药，存在感的缺失

　　中国正式建立自己的基本药物制度始于2009年，这一政策的出台比卫生部门要求公立医疗机构的招标政策晚了近10年。卫生部联合其他9部门在当时发布了《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要求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和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其它各类医疗机构也要将基本药物作为首选药物并达到一定的使用比例。此外，这份文件还要求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药品保障报销目录，报销比例明显高于非基本药物。

　　从实践看来，对比WHO提出基本药物理念的初衷，中国基本药物制度起到的效果似乎有些不足。在患者感知中，医保的覆盖面和支付力度似乎对其医疗负担的感受影响更大，基本药物的存在感明显较弱，这也是卫生部门一再要求明确和提升公立医疗机构基药使用比例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作为保障基本健康的基本药物制度，理论上目录产品技术含量并不高，药品质量、经济性和可保障应是更加重要的需求。这样的目标对于有着众多中低水平医药企业的中国并非难事，然而事与愿违，不少卫生部门制定采购政策时罔顾经济规律，将招标价格的一再压低，甚至低于成本，最终导致了相当数量的廉价药大面积消失，基本药物制度的执行效果有打了一层折扣。

　　“懒政”亦不可取

　　理论上，基本药物是政府部门保障国民基本健康权益的工具。与建绿地、修公路如出一辙，基本药物本质上仍然是政府的采购行为。

　　中国公立医疗机构归属卫生部门管理，作为采购的主体，对标的提出一定标准的资质要求，行为本身并无不合理之处。

　　尽管如此，政府具体以何种标准来要求投标企业，却是需要慎重考量，不可拍脑袋作决策。

　　首先，作为政府部门的采购行为，基药招标的标准不可与现行的相关法规相违背，要有法可依。其次，标准的设立要符合基本药物制度的基本宗旨，即保障基本健康和合理用药。第三，对于所有标准以及面临的各界质疑，应当予以合理的解释。第四，如果条件许可，相关标准还应当考虑一些有利于国民健康保障的综合效益，比如一定程度的支持本土企业。

　　这些要求需要通过相关部门更加详尽的筹划才有可能实现，同时需要依据三中全会精神，更多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调节资源配置。例如，对于采购药品价格的经济性，唯低价是取看似最经济，实际却是付出了药品质量损失和企业生产积极性丧失的惨重代价，整体并没有使公众受益。这样的政策虽无部门私利，却是徒有其表的“形象工程”，或者至少是“懒政”，同样应该被否定。

　　副作用强烈的猛药

　　而此次安徽基药招标引起争议的问题，目前主要集中的地方是：对GMP认证和配送率未达标的企业，是否应当直接屏蔽。

　　对于未通过新版GMP认证的企业，相关部门措辞是“原则上不能参与投标”，并说明“将屏蔽无新版GMP证书的血液制品、注射剂等无菌药品产品信息”。

　　由此推测，对于最为关注的“正在认证”企业群体，官方文件上的措辞似乎缺乏准确的诠释。倘若如媒体报道的某负责人反馈：“正在通过GMP认证且名单已经在CFDA官网上公示的药企不在屏蔽名单中”，则应当予以准确说明，含糊的政策表述显然难以令人满意。

　　对于配送率的问题，企业的意见更加明显。如像媒体所报道的，假如因为企业GMP改造停产，或个别品种拉低平均配送率，就直接取消企业投标资格，全盘否定企业其他所有药品，甚至导致某些品种成为独苗竞标，这是不仅不公平，也远离基本药物制度的目标。

　　整体看来，此次安徽基药招标政策的确改变了过去“唯低价是取”的状况，甚至大幅度从严提高了产品质量和企业资质的要求。但若干条款过于武断，在界定上也存在不清晰，导致部分企业误伤。

　　如果用药物类比，这是一剂猛药，但副作用太大，使用的时候也许应该好好掂量。合理的政策应该尽可能减少模糊不清的人为操作空间，以免带来全力寻租的机会。对于公众的质疑，更应当有合理的解释。

　　良方何在

　　卫生部门常年习惯于计划经济下的管理思维，面对问题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药价高了就压价招标，发生商业贿赂就签拒收红包协议。这样的行政做法正遭受越来越多的诟病。行政的手越伸越长，管得越来越细，可从未见到“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真正得到缓解。

　　对于保障国民基本健康需求的基本药物制度，除了列目录设门槛，主管部门是否可以在其他方面有些更多的思考?比如，标准的出台依据何在，可否公示在阳光下?除了强制企业降价，公众的医疗支出负担和用药保障效果到底如何?医疗机构合理用药是否有了改进?每次制度调整，依据何在?产生的卫生经济学效益评估又如何?

　　如果我们的政策制定，真正考虑了法律依据、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站在患者而非政绩的角度进行效果评估，这才是面对“看病难、看病贵”的真正良方，唯有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