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文坛和学界作为两个无比活跃的所在，情愿或不情愿地被印上时代烙印，纷杂并浮躁起来。然而还是有不少学者和批评家，他们隐然背负着捍卫文学本质和尊严的使命，在当下繁杂的文化语境中，执著于文学本身和对学术最初的信仰，《虚构的力量》便正是这种执著的见证。
《虚构的力量》是毕光明与姜岚一部有关当代文学研究的论文集，涵盖范围广博开阔，研究视角细致独到，话语阐述明晰准确，学术态度严谨认真，描绘出八十年代文学复兴以来一幅缤纷的文学画卷。
一、文学的“冷眼”
批评的视角映射批评的性质。评价一部学术论文集，首先便不能不寻找它切入问题的视角。
文学是塑造美的学问，而文学批评则分析并引导读者发现美。在传统的美学观念里，文学的美是象牙塔里遥不可及的事物，神圣高雅。黑格尔和康德曾提出不同的关于美的命题，如康德曾说，美是一切无利害关系的愉快的对象。传统的美学观念固然保持了文学的“雅”，然而，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之下，这种阳春白雪的格调难免陷于自闭的境地，单纯的审美追求，已经使审美与文化脱离，使文学与实践脱离。审美批评的困境呼唤一种更合理的批评方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化批评以及商品经济的大潮，对“纯文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文化批评自发生之日起，便以批判的姿态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抛弃传统美学所坚持的自闭立场，积极参与实践，关注当下生活，对当代文化现象进行批判，将过去通常被看作只是对文学的发生发展产生影响的因素，或被认为是外在于文学自身的因素，诸如政治、经济、宗教、自然、科技、意识形态等纳入批评视野，归类于文学的范畴。文化批评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批评方法，仍被当前的批评界广泛使用。文化批评为文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野，它的引入使文学批评更为丰富与厚重，重视文学批评的文化底蕴，也加强了对于大众文化与文学、流行文化与通俗文学的关注与研究。
然而，文化批评对文化的重视，自觉不自觉地远离了文学，它往往以审美的方式远离了美，以文学的姿态放弃了了文学。文学就其本质而言是审美创造的活动。审美尺度的缺席，使得文化批评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走向了非文学化。审美视角逐渐退隐，文学的审美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冷落，文学的形式被看作承受某种文化意蕴的载体，这似乎是对“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做了一次当代文化背景下遥远的呼应。
当下的批评界或许的确处于两者的夹缝之中，要么有失于批评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要么有失于对文学本质的维护。不过，在当下的学术领域中，仍有一批学者，在以不懈的努力尝试将两者结合，力争引导健康的文学的前景以及批评的方向。《虚构的力量》的作者就显示了对“文学”的迷恋与执著。
从《虚构的力量》所关注的对象来看，作者关注的文学面是相当广泛，但又有一定的选择。或如作者所说，是“选择文学中的一类，试图确认它的价值”。这一批评思路使作者理所当然地把目光投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因为“那的确是一个纯文学复苏的年代”①。当作者的视角切入作品研究时，首先的工作，便是将文学作品视为个体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深入其内部，对作者创作时的语境和感受进行了贴切的体验。这种体验，或许在《沉沦灵魂的自我救赎——“七月派”三位落难诗人的悲怆写作》中体现的最为深刻。作者首先跳过了作者和作品的文学史意义，最先的关注的，是诗人的经历与创作背景。如果能感同身受的体验作者创作时的语境及情绪，大概对作品的理解会比单纯的理论引导来的更准确。如此的例子在本书中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批评家从叙事策略、结构艺术、语言特色、性格塑造等多角度对作品进行了解读和评论，从文本出发，维护了文学批评过程当中对文学本身的尊重。
然而，尊重文学并不意味着沉醉于审美的天地，不问民瘼。解读《虚构的力量》便会发现，作者根本的意旨，是在文本审美的基础上，将文学外延到社会历史哲学乃至生命的意义，实际上，是将文学的审美延伸到文化解读的领域。这些努力贯穿全书，作者以文本的审美为原点，将文学的尽头指向对人生的关怀，这种关怀，在诸如《红高粱的历史哲学》、《女性文学：人性表现的陷阱》等文章中皆有体现。作者将文学文本置于当下的大文化背景中，对它进行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描述和定位，继而在理论逻辑层面展开深入分析，既不负作为一个单纯读者对作品本身的审美尊重，又不负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本应具有的人文关怀精神。对文化性的关注和对审美性的关注相统一，是本书作者多年来孜孜追求着，并如愿形成的精神风貌。
其实创作与批评，本是文学活动过程的两个相互依存的重要环节。二者都源于现实感受的观念形态，包含着对文学意味、审美话语和审美原则的感性领悟。在当下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如何把握一种恰当的批评方法，还原文学本真，并提升文学的意义，或许的确是值得当前批评界关注的事情。批评视角决定批评姿态和学者的态度，作者在审美与文化的复杂选择中，数年来坚持冷静理智的学术品格，从学术的需要和文学的信仰出发，没有固守传统美学观念中“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立场，也并非随波逐流，盲目热衷于“看似深刻，实则不乏主观武断的文化价值主导型批评”。或许，这便是文学中的“冷眼”。
二、“纯文学”及其意义
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纯文学”被反复提起，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概念本身的历史建构来说，它的来源是一言难尽的，当中国古典文学文史哲合一性的坚固传统遭遇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冲击时，它便在今天的批评视野中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西方现代哲学和文学理论摇动着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促使大众纷纷对历史语境中的精神传统进行总结更新。其次，市场经济的冲击、影视文化和网络文化的发展、文化研究的兴盛等都使“纯文学”被迫改变了“纯”的面貌，“纯文学”退缩到一个尴尬的处境，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与外界的关系，以期建构起维系自身发展的生存策略。
由此可见，“纯文学”在当代是个难以言说清楚的名词，内容指向模糊，学术处境尴尬。在社会转型期的背景之下，当文化研究成为一种风尚并显示出力量上的优越性的时候，如作者所言，“热衷纯文学的人好像要背负一点罪感”、纯文学被许多批评家看成“一种不肯正视现实，回避现实矛盾，不关心大众生活疾苦，放弃艺术的批判性，一味躲在象牙塔里做白日梦，缺少历史重量的轻飘飘的文学”（《为了生命的重量——序〈老屋的歌：史铁生创作论〉》）。其实，每个涉及“纯文学”的研究者对这个名词都有一个个人化的理解，在本书作者的概念里，纯文学本不该被理解为不问民瘼的文人在象牙塔里经营的艺术自足体。
实际上，纯文学就其文学本质而言，也不可能成为与“生活绝缘，沉浸于狭小的个人天地和远离现实的纯美世界”。不管承认与否，一直以来文学都承担着“文以载道”的使命，社会教导和批判功能凌驾于审美功能之上。就当代文学而言，进入八十年代后，政治解冻及西方现代文学的冲击曾使中国文学世界里展现出全新的景象，产生了诸多受西方“纯文学”理论影响下的作品和创作流派，他们主张自我表现，以形式的实验性来表述作者本人对“纯文学”的愿望。然而正如洪子诚所言：“尽管‘文学自觉’曾是激动人心的口号，不过，即使是最强调‘艺术至上’的作家，也有着相当强烈的民族关切和历史责任的承担，面临着具体境遇中的‘历史’的提问。”②
事实上，文学艺术场域从未曾摆脱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至道德南华，下至市场经济冲击之下的当代文学，中国文学从根基上来讲，或许只有超越民众审美层次的“高雅文学”以及以民众审美为目的的“通俗文学”之分，而没有完全超然于社会人生、脱离意识形态控制之下的纯粹的“纯文学”。“纯文学”今天在概念上的艰难处境，根本上来讲是由于大众对“纯文学”各种各样的过高期待而造成的落差。对纯文学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对它不同误解，在这种情况之下坚持探索纯文学的意义和内涵，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定力。作者在这本有关纯文学的著作中明确的表达了他的意图——选择文学中的一类，试图确认它的价值。他将评论研究的重心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行为，侧面反映了他对纯文学概念的理解。如前所述，八十年代的“纯文学”大潮，带来的并不都是所谓的“纯”。作者认同将文学分为“纯文学”、“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并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纯文学因为对于人的审美需求而具有更高的艺术质级，它以想象性的的内心生活证明了人的自我生成本质，“也不见得有哪一类文学比纯文学对人类有更大的悲悯，对弱者有理解的同情，对社会和人生有更深刻的洞见”。在本书中，研究者对作品的选取也恪守了他对纯文学的认知，从诗歌到小说到散文到文艺理论，作者的选取基点始终只是作品是否真挚的洞察人生、反思人性、站在历史和哲学的高度怜悯人生，纵然这些作品在很多读者和批评者眼中或许已经“过时”。抛开研究成果不谈，作者对纯文学概念的理解和在选取研究对象中所做的实践，已经为我们勾勒了一个纯文学的“形象”。这不仅是对先前大众对纯文学的误解所做的一次反拨，更是为以后的纯文学研究铺开一条道路。
学术研究是开放的体系，有关纯文学问题的阐述空间依然十分巨大。作者从整体概念到研究细节，都为纯文学研究工作的延伸留下了新的话题起点，在引导的同时开拓了话语空间。关于纯文学，也许本书的更大的价值正是如此。
三、学术的品格
《虚构的力量》收录了毕光明和姜岚近年有关当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包括带有文学史叙述性质的综述、文学理论的阐释、文学现象的评论、相关作家作品的研究与解读。事无巨细，只要能贴切反应纯文学理念的作品及现象思潮，都是作者努力的对象，大至文学史，小至一首小诗，一篇散文,都在作者的关注中。但是，这些庞杂的内容却显示出作者在追求纯文学的同时，对当代文学发展态势的关注以及对文学史的独特理解。从而显示了作者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的学术追求。作者坚持了许久以来所形成的细致谨慎的品格，在把握大量文本的同时，依靠坚实的理论做依据，全方位大范围的阐述着他们的文学信仰，数十年如一日，这种精神在作者其他著作中依然可以窥见。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新时期文学的课题已被提出多次，所产生的各种理论和结论并没有动摇作者对纯文学的观念，他们所做的，始终是孜孜以求纯文学的“根”。
诚如洪子诚先生在《虚构的力量》序中所言，“我们都曾经历过80年代的生活……80年代曾有的那种激情，那种对未来充满期待的‘青春心态’，随着环境改变，年龄增添，也一并涣散，剩下的更多是茫然，是无可无不可的心不在焉。而且，还会用所谓的思想‘成熟’，来遮掩自己的‘疲惫感’”。我们相信这是洪子诚先生的自谦，然而这恰恰道出了当代批评界的某种玄机。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批评界也被潜移默化，对以往文学信仰的固守似乎被理解为一种自我封闭和停滞不前。同文学创作不同，文学批评需要强大的理性来支撑，当这种理性被动摇，文学批评便要么流于肤浅，盲目追随大众传媒所关注的带有炒作性的“热点”，要么陷于情绪化，失去理论品格和人文关怀精神，热衷所谓的“酷评”与对骂。事实上，两种情况在当今的确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而毕光明通过《虚构的力量》所带来的感动，或许值得许多学人深思。他凭借对文学信仰的坚持，维护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和批评家的责任感，立足文本，解读分析评判引导，积极关注着纯文学在当代的生存状态和前景。
作者的学术研究力求准确明朗，文字阐述的准确性来自于学者宽博的知识背景和态度的严谨认真。批评视野开阔，广博的同时重视细致深入，从简洁清晰的文字阐述里，隐现出来的是一种值得尊敬的学术品格。此小节本不宜多言，多言便有刻意褒扬的嫌疑，然而，同为文学研究队伍里的一员，有些话语总是不吐不快。《虚构的力量》所折射出的学术精神，或许的确需要包括我们在内很多学人掩卷沉思。这是作者通过这本有关文学信仰的著作，所带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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