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我被保送进了福湘女子中学，在那里我们定期到一所盲女学校服务;那是一个私立的慈善机构。在盲女学校里，她们每3、4个人一小组，其中一个人是组长，出出进进另外2、3个人总是跟着她。日子久了，我们才了解到，当组长的人有“光感”，另外那2、3个人是无光感的，有光感的组长可以告诉她们，天亮了，天黑了，点灯了，熄灯了，而且她能知道门在那里，能领着其他人出入房门和教室。这些情景使我认识到微微的一点“光感”，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宝贵。从那时起，我决心做一个眼科医生，我要挽救盲人，哪怕能让人得到一点点的光明。

　　抱着这种信念，1938年我考入了湘雅医学院，抗日战争时期，又随学校逃亡到贵阳。1944年医学院毕业的前夕，学校要求我们填写志愿，我的第一、第二志愿，全都填的“眼科”。当时同班只有4个女生，学校鼓励我们学妇产科或小儿科，并允诺，如果学这两科可以留校当助教。我若要学眼科，必须接受“征调”，前往伤兵医院服兵役一年以后，才能自选工作。我坚决放弃留校的机会，到那悲惨的伤兵医院受服役。一年后我回到湘雅工作，有人劝我说“眼球是那么小的一个领域，两个眼球还长得一样，有什么知识值得你毕生钻研呢!?”可是我永远记得那盲人的一点点“光感”，是多么的可贵!

　　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返回长沙，长沙四邻没有眼科，但眼疾病人却很多，现在已经看不到的角膜软化症，我们那时几乎天天可以见到，那些儿童骨瘦如柴，声音微弱，这些都是营养不良，加上拉稀而造成的。只要你轻轻地扒开他的眼皮，他的晶体就会蹦出来，落在地上，因为他的角膜已坏死，他们可能都是连光感也留不下的盲人。

　　抗日战争期间，长沙遭到“焦土抗战”毁灭性的大火，整个城市夷为瓦屑;湘雅医学院也遭到敌人的洗劫，医疗设备更是不存在了。我从国外书刊上看到很多新技术、新疗法，自己却全不知晓，对我刺激很大。我认识到眼科的知识是极为深奥的，出于对眼科知识和技巧的迫切追求，我很想出国深造。很巧，1948年报纸上刊出“美国大学妇女协会”愿提供中国“职业妇女”几名奖学金到美国进修专业，我报名参加了考试和面试，全国录取了三人，我庆幸是其中之一，为了得到往返的旅费，我又获得了中美文化基金会的奖学金资助，1949年1月，我终于动身出国了。

　　我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生院，新中国成立了，怀着对祖国无限的挚爱，对亲人无比的惦念，我历尽艰辛，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回国后做为当时协和医院眼科的唯一全职医生,我一直在协和眼科工作至今，算算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

　　1953年已故罗宗贤主任教授鼓励我，并建议我深入专攻“神经视野学”，并且指出视野学与人体其它器官的疾病有广泛的联系，需要多读书，多干工作，而国内尚是一个空白点，要有人去填补。在他的信任和指引下，我于1954年在协和创建了“神经视野学”专业组，开展了医疗、教学与科研工作。

　　有一次，某医院的眼科主任来我们专业组访问，她说“我已经50岁了，手发抖、眼也花，不能做手术了，我想改行也做视野吧?”当时，我心中火冒三丈，不客气地回答说：”我30多岁就做了视野，当时我手术做得很漂亮，我不是眼花了，手抖了才做视野的”。事后，我平静下来，深深地感到“神经视野学”确实没有被人们理解，我考虑到除了自己好好地工作，不断地钻研之外，还应该让更多的人对视野学有所理解，让更多的人投入这项工作是多么重要。

　　为了更好地将视野学知识推广开来，我编著了《临床视野学》一书，并写了一些有关论文，很受读者欢迎。

　　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视野学，我曾招收全国各地前来学习的专业进修生，并争取在大会上、小会上，不论是几百个人或是几十个人，只要要我谈有关视野的问题，我总是将自己所知道的，毫不保留地，尽心尽意讲出来。我更争取访问祖国各地，使视野学知识在全国广泛传授。1985年在卫生部召开的“水体污染慢性甲基汞中毒诊断及处理原则”的审议会上，我详述了甲基汞中毒对大脑视皮质的特殊损伤及出现的视野缺损，得到了重视和认可。

　　回顾半个世纪以来，我有着不同的经历，做医学生时代，祖国被日寇侵略，我们是“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在美国研究生学习结束时，新中国成立了，我们听到的是“雄纠纠气昂昂，路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这对我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多么强烈的呼唤!!我没有能跨过鸭绿江，但是，我乘坐了海轮，用了24个日日夜夜，跨过了太平洋，投入到祖国的怀抱，用我学来的知识报效人民。

　　我老了，在我回首往事时，让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我选择了“神经视野学”作为我奋斗的事业，并用一生的心血维护了“神经视野学”专业工作，填补了我国在这个领域里的空白，并且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神经视野学”从无到有，天天壮大，她正在被更多的人理解、认识;为更多的患者解除痛苦，留住那宝贵的“光感”。

　　来源：中国眼科医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