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本身我们无法控制，只好控制自己。”

　　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与患者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医治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中的关键。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两事人：医师和病员，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的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现代医学的高度发展更加扩充了这一概念，“医”已由单纯医学团体扩展为参与医疗活动的医院全体职工；“患”也由单纯求医者扩展为与之相关的每一种社会关系。

　　传统的医患关系中医者以为患者谋利益为己责，医务工作者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为患者解除痛苦，捍卫生命，被施救的患者往往怀着感恩的心态对待治疗自己的医生。

　　近年来，医患关系却日趋紧张，医患矛盾有激化趋势。2004年，中国医师协会最近一次统计的“医患关系调研报告”显示：74.29％的医师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护，认为当前医师执业环境“较差”和“极为恶劣”的分别达到47.35％和13.28％。近3年来，平均每家医院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患者打砸医院事件5.42起，打伤医师5人；单起医疗纠纷最高赔付额达300万元，平均每起赔付额为10.81万元。

　　全国范围内医疗纠纷数量明显上升，但和医疗事故并不成比例。这反映技术问题不是主要原因，而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艾力彼公司通过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武汉五大城市十几家医院研究发现，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政府因素

　　社会的发展包括环保、医疗、教育、退休养老、社会救济等等，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政府注重以GDP(国民生产总值)为导向的经济发展，相对忽略了以医疗为代表的社会发展建设。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和国家社会保障发展相对滞后，再加上新药品、新医疗技术和新设备的引进使得医疗费用大幅度上涨。虽然卫生主管部门已作了多方面努力，但仍然有很多患者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矛盾直接转化成医患冲突，医院成为冲突的发生点。

　　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发达国家一般是在5-7％，美国2003年为16％。2002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包含政府支出、企业支出和个人支出)虽已达到GDP的5.42％，但中央财政投入的卫生经费和公费医疗仅占卫生总费用的15.2％，社会卫生支出占26.5％；居民个人卫生占58.3％。

　　进入九十年代，中央财政预算中卫生支出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到20％，且逐年下降，从1995年的17％一路下滑到2000年的14.9％；而同期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则由50.3％提高到60.6％，五年上涨了10个百分点；2000年6月19日，世界卫生组织53届卫生大会发表了《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一一卫生系统：改善绩效》，全球191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做出量化评估后，对这些国家的卫生绩效进行了排名，中国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位居尼泊尔、越南之后，排名188位，倒数第四，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被列为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

二、医方因素

　　(一)医护人员收入偏低
　　众所周知，医生是一个高劳动强度、高风险的职业，在去年“非典”疫情中，医护人员职业的危险性就充分凸显出来。但医生的收入是和工作的强度和风险极不相称的。一个医科硕士毕业生，本科读了5年，加上硕士共需读7-8年，在上海这个国内经济算发达的地方工作，最初的3个月只有每月1000元不到的收入。而普通本科只读4年的同学，在我国一个中等城市的联通公司工作，月收入近5000元。在我国各行业收入排名中医生的收入在10名以后，而在美国，各行业收入排行榜上排名前8位都是医生(不同专业)。医生的收入长期低迷，无法体现工作价值，这也是造成现在一部分医生收红包回扣的根源。同时也造成医生在大众心目中唯利是图的偏见。

　　(二)医生工作量大
　　并不是所有的医院医生都忙得不可开交，由于医疗资源分布也不够合理，相当多地集中在大城市条件比较好的大医院，而社区医院、中小医院条件比较差，而且在大医院(三甲)看病和小医院的收费档次没有拉开，看同样的病种价格相差无几，患者都愿意直接到大医院去看病，导致医院级别越高，医生工作负荷越大。据艾力彼不完全统计资料显示：三甲医院医生工作量平均是县医院的2-3倍。以广州某综合三甲医院门诊为例：一位医生一个上午要诊治30-40位病人，平均每位病人的诊治时间只有五、六分钟。在如此繁重的工作下，医生往往疲于应付，无睱回答患者方面提出的疑问和必要说明，这也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潜在矛盾。

　　(三)医方的工作心态
　　医生收入低，工作量大，风险高，加上社会负面舆论较多。SARS期间，媒体把医生奉为“白衣天使”，SARS过后立即贬为“白衣狼”。部分医生心情压抑，工作抱打工心态，对待病人只是机械性地照章办事，难免缺乏关爱之心，较少发扬“医者父母心”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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