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不好的事情

　　被人提防的感觉不好受，被人饱以老拳的感觉更不好受。在王保人的村子里，像小李那样动武的人没有几个，因此王保人至今也没有跟谁刀枪相向过。然而，放大到更广阔的区域内，医患之间的暴力事件就变得频繁起来——

　　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发现，平均每家医院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打砸医院5．5起,打伤医师5人。为了平息一场纠纷，医院要付出10.8万元的赔偿款。这样的结果让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大为吃惊。

　　作为一名老主治医师，殷大奎素来认为，医生和患者应该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病魔。正是依靠着彼此的信任和合作，人们才能够去病除疾保持健康；正是依靠着彼此的信任和合作，医生才敢冒险尝试新的治疗方法，医学才能不断地前进。然而，现状却是：“战友”反目成仇、怨声载道。一些医生放弃战胜疾病的广阔地带，掉过头来把精力主要放在防患者、和患者斗上。2月9日，他在人民网接受访谈时不无痛惜地说：“目前的医患关系可以说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不好的事情。”

　　更令人痛惜的是，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游戏。虽然骂名和拳头落在医生身上，可是伤害也留在患者心里，有时候这个伤害甚至更深。在过去5年中，患者治疗付出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惊人地增长。2000年，人均住院费用才3000元多一点；2005年，这个数字就增长到了4661.5元。

　　一位研究人员在注释这“最不好的事情”时说：“从医生、患者、医学科学3个方面看，谁也不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任何有益的发展和进步。”

　　第三只眼

　　虽然医患关系在哪个国家都是难事一桩，但是这样严峻的局势仍然让外国医生感到惊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皮肤科教授Gerald Lazarus在中国某大学做客座教授时就见到过他所谓的“不可思议”的情景——

　　那是个神经外科医生。他的病房里有人吵架，他赶去处理。一名年轻人的父亲刚刚死于脑瘤。当儿子的因为迟迟拿不到父亲的X光片而大骂护士。这位医生过去劝他，结果他拿起镜子向医生丢去，切断了医生胳膊的韧带、神经和动脉。这对一位外科医生来说，如果治疗不好，就等于职业生命的终结。

　　这对Gerald Lazarus来说并不常见，但也不难理解。可是，案子往后的发展却让他觉得“耐人寻味”了——因为支持医生的人远赶不上反对他的人。事件经过报纸和电视报道后，人们的情绪更加偏激失控。

　　北京一家媒体援引一名居民的话说，医生挨打活该，因为他们只想赚钱，不管病人死活。中文网站聊天室里充满声讨医生和医疗界的帖子。

　　9个月后，法庭判给那个医生26546元，作为对他的补偿。打他的人被判有罪，判处一年徒刑。Gerald Lazarus认为，判罚显得太轻了。他问一位同事，这是不是陪审团审判的？同事听了大笑说：“如果有陪审团，他会被判无罪的，因为医生遭人怨。”

　　Gerald Lazarus因此认定，在中国行医是危险的，中国医生“非常可怜”。尽管如此，对中国大部分医生来说，除了偶尔发发牢骚外，他们只能选择面对每天一拨儿又一拨儿排着长队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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