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是当今一大社会热点，而如何改善医患关系，也是社会各界人士一直在思索的问题。让我们来听一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的观点吧。

　　全国政协委员张铁良：国外的医疗纠纷没咱们这么突出，因为很多国家建立了健全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出现问题以后，由保险公司与患者交涉。保险公司负责对事件的责任进行认定，相当于我们的医疗事故鉴定的过程，在他们那里是由保险公司来操作，保险公司有专门从事此项工作的专业人士。如果医院一方应承担责任，则由保险公司对患者进行赔偿，因此，患者不会去找医生。

　　这种机制对医生具有约束作用，因为医生一旦出现事故，其保险系数就会降低，明年再投保时，保费就要提高，出的事故越多，保费金额越高，这就迫使医生规范自己的医疗行为。

　　我们国内也已经提出要建立医疗责任保险，但还没有真正搞起来。所以，我们一旦出现医疗纠纷，都是医生和患者直接交涉，这种交涉非常不好，谁也说服不了谁。

　　改善医患关系，避免医患纠纷，应从两方面解决：第一，不能紧着给医院施加压力，不能要求医生一点错不出。对出现医疗事故的医生处理要适当，否则医生怕担风险，难度大的手术不愿做，把病人推到别的医院去。

　　第二，有些医疗差错是可以避免的，但一些年轻医生基础差，诊治措施不当，因而导致不良后果。因此，对年轻医生包括主治医生要加强培养，要进行规范化操作的教育，尽量少出错。

　　现在全国的年轻医生培养总体上讲都比较弱，经验少。有一次，我正要下班，一个因骨折住院的患者说眼睛疼，住院医生看后让他吃止疼药。我去看后初步认定是急性青光眼，再耽误一会儿可能就会失明，于是赶紧组织会诊。会诊结果证明，确实是急性青光眼，当天晚上就做了手术，患者的眼睛保住了。这就是因为那位年轻医生基础不扎实，相关知识不够，不是不负责任，而是不知道。所以，年轻医生的基础训练应该加强。

　　现在纠纷基本来自手术治疗，因此，从医生的角度要加强，对手术医生要实行许可证制度。

　　在国外，医学院校的学生毕业后，要在医院实习4到5年才能成为正式的住院医生，这时候才有资格独立进行手术。

　　国内医学院校的学生毕业后就成为住院医师，对于这样的医生多长时间内不允许独立操作手术，国内目前没有明确的规定，主要由指导老师衡量，遇到忙的时候，有的指导老师便会放手让学生做。另外，在不同的医院，情况也会有区别，在大医院，年轻医生首次独立操作手术时，水平可能差不多，而在一些小医院，年轻医生首次独立操作手术时，水 平很可能还达不到应有的水平。因此，应该由国家进行统一的考核，必须达到统一的规定水平，才可以获得手术许可证，然后才可以独立操作手术。

　　全国政协委员陈雅棠：改善医患关系，要靠各个方面共同努力。从卫生系统来说，首先要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对个别缺乏责任心，对患者不负责任的医生一定要严惩，决不手软，同时，要努力提高医疗技术。从社会和患者的角度来说，要理解医务人员，要鼓励医生探索未知领域，对医生的失误要给予必要的理解，要给医生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医患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某种治疗方案有风险的情况下，如果患者理解、信任医生，可能就做了，而患者如果不理解、不信任医生，医生就会有顾虑，不愿冒风险。长此以往，患者要吃亏，影响医疗技术的发展。

　　此外，应该设立专门的法庭审理医疗诉讼。在美国的法院里，有专门的医疗法庭，法官和律师都是既懂医学又懂法律。目前，国内法院里有专门的经济法庭、少年法庭，但还没有专门审理医疗纠纷的专业法庭，而国内的律师懂医学的很少，懂医学的法官就更是凤毛麟角，这对医疗官司审判的科学性是一个不利因素。因此，应借鉴美国的做法，在法院 里设立专门的医疗法庭。

　　全国人大代表王炜：医患关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一问题，首先要提高医生的服务质量、职业道德和责任心，要以病人为中心。对患者来讲，要提高法律意识，不要动不动就到医院去闹。另外，很多矛盾其实是因为患者不了解引起的，所以要争取提高患者的医学知识，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全国人大代表陈鑫：在国外，医务人员是非常受尊重的，在中国，医患双方似乎是对立的，这是错误的，不能把医患双方对立起来，医患应该是融为一体的。医患之间要建立融洽的朋友式的关系，医务人员有义务把疾病的发展、转归、预后告诉患者，如果能让患者或患者家属清清楚楚地了解这些，搞好医患关系应该不是问题。总之，医生要尽可能地提供令患者满意的服务，患者也要理解医学的局限性。

　　此外，欧美国家对年轻医生的培养是很严格的，在美国，高中毕业后要先上非医学类的大学，在这样的大学毕业后才能报考医学院校，医学院校毕业后，要在上级医生的指导下经过5年的在职培养，如果是从事高精尖学科，还要再经过3年培养，才能成为临床医生，在此之前，是不得单独行医的。我们应该借鉴这一做法，加强年轻医生的培养，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这也是赢得患者信任，改善医患关系的重要方法。

　　全国政协委员黄峻：医疗上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治疗方法也是有不确定性的。同样一种药，不同的人吃了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效果。作为病人及其家属，应该对此有一种理性的认识：并不是出了钱，病就一定能治好。

　　如果患者不理解，医生就会有顾虑，比如外科医生，如果一个手术的风险超过50％，他就不一定会去做。这样，最终受到影响的还是病人。另一方面，对于医生来说，还是应该提倡救死扶伤的精神，要有白求恩精神，只要有1％的可能性就要做100％的努力。最重要的是医患双方要沟通，尤其是医生和病人之间更要直接进行沟通。医生和病人在疾病面前应该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医患双方应该联合起来。但现在大家互相攻击、互相否定，这对医患关系是没有好处的。

　　与分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时一样，在谈到如何改善医患关系时，代表和委员们几乎都提到了媒体的作用。

　　陈雅棠说：“从媒体的角度说，不要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而对医患矛盾进行炒作，要以促进医患关系的改善为出发点，要多做正面报道，客观地反映医务人员的成绩和贡献。”

　　张铁良说：“媒体报道医疗纠纷最好别提钱，以免促使个别人进行效仿，以要钱为目的到医院无理取闹。”

　　陈鑫说：“在以往的报道中，有些媒体的舆论导向有些偏颇，未能全面反映医务工作者为人民健康付出的心血，更多的是对个别现象的报道，甚至是进行炒作和夸大，这是不利于改善医患关系的。不能否认，个别医生医德医风确实有问题，但是，媒体应该看主流，不应做偏激的宣传，在改善医患关系的问题上，媒体的责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