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医院管理年工作会议上，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人士指出，目前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增加，有些地方甚至多次发生暴力攻击医务人员事件。中国医师协会有关人士表示，近几年来医患关系趋于紧张，医护人员受侵害事件时有发生，公众的就医心理值得深入探讨。如今的医患关系到底陷入了一个什么样的怪圈？医护人员为什么频遭指责和攻击？患者为什么会对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屡屡发难？连日来，笔者走访了京城几家大型医院，与医护人员展开了面对面的对话。“紧张”、“复杂”、“如履薄冰”、“不正常”是他们对现今医患关系提及最多的词语。
“医生收红包从侧面反映了医患之间的信任危机”
王硕是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副主任，回忆起去年被患者侵害的事件，他仍感到痛心疾首。2005年3月8日下午4时，王硕在手术室门前向一位患者家属交代病情，并准备接着做第二台手术。这时，一个女子突然走到他面前问：“你是王硕吗？”得到肯定答复后，该女子拿出一个不透明的白色瓶子，将里面的红色液体泼在王硕脸上。结果王硕眼角膜被灼伤，3个月不能做神经外科手术。
据天坛医院负责人介绍，该女子的母亲崔某2004年10月因颅内病变住进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患者已经63岁，属于高龄，而且患有高血压和严重的糖尿病，加上脑部肿瘤的位置较深，王硕对她进行了脑部肿瘤的切除手术。手术进行十分顺利，但在手术后第三天和第六天，患者两次病情加重。2005年1月18日，患者最终由于体内多脏器衰竭而死亡。这直接导致患者家属对王硕实施“报复”。
统计显示，北京各大医院近几年来医生被打事件呈不断上升趋势。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医生在此类事件中是受害者，但相当一部分人的立场却站在患者的角度上，指责目前中国的医生“惟钱是从，没有爱心”。也有一小部分人支持受害医生，但话语也多是一种愤激的态度，比如“明知有风险，大夫就不该做手术，让病人自然死亡，医生就不挨打了！”有人说，“社会人人都向钱看，为什么要求医生当圣人？”还有人进一步议论：“把好端端的天使变成恶魔的是医疗制度。”
社会上，更是存在着一种“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敢手术”的荒谬现象。前几日一则报道称河南郑州一位患者一直不肯上手术台。他坚持认为，医生只有收了钱，才表明他会对手术“上心”。
“医生收红包，归根结底是患者给一些医德较差的医生惯出来的毛病，但是，这也恰恰从侧面反映了医患之间的信任危机。”天坛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说。
李薇（化名）是北京市某医院妇产科的进修医生。她说：“拿回扣，收红包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我觉得应该不是普遍现象，只是如果不整改的话，老百姓很难改变对医生的看法。我曾经遇到过一位病人家属，常年在国外工作，为了让病人得到更好的护理，硬要给我塞红包，弄得我当时特别不好意思。” “我觉得医护人员形象受影响还是让红包给闹的，但如果换位思考，把医生作为一个人来看，他要生存，每天承担着高风险的工作，又拿着那么少的工资，收红包的事就不难理解了。归根结底，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医疗制度不完善，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引起的。”“我们的工作是高风险职业，具有性质特殊、风险高的特点。医护人员自身的责任大、压力大，工作量大，我们现在承受着空前的压力。”李薇这样总结说。
“医患关系变得紧张、复杂，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难做”
北京儿童医院急救中心科室是全院最繁忙的科室。用“没有硝烟的战场”来形容这里一点也不为过———医院里进进出出的全是抱着孩子疾行的家长；二楼输液室里，所有的床位坐满了打点滴的孩子，孩子们的哭闹，家长们的急躁，使得这里一片混乱。面对这种状况，工作着的护士们都显得十分小心谨慎。
李璇、蒋理、郝婕、林冰和张蕊是5个刚下夜班的女护士。她们5人当中，在工作中有过被打经历的有3人，而被病人或病人家属骂，5人都觉得是家常便饭。去年11月，是李璇她们在急诊科最难熬的月份———接连发生的3起护士被打事件让大家几次抱头痛哭。“我们真的承受不了了，这种心理压力是常人难以想像的。我们特别希望能配一个心理医生！”
张蕊今年25岁，受伤的手一直带着夹板。去年底，一位患者的父亲因认错了人，上来对张蕊就是一顿暴打。这个人是一名外地警察，当班的3个护士全被他打了，其中一个被一脚踹在了肚子上，还有一个被拳头打在了脑袋上，而张蕊被他拉住头发在走廊里一直拖着走了很远，满地都是被他拽下的长发。挣扎中，张蕊手指骨折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腿上全是伤，而那块夹板一直“伴随”她至今。“那一刻，我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清秀的张蕊从小和姥姥一起长大。被打那晚回家，懂事的张蕊不敢告诉姥姥受伤的真相，只能说是追公共汽车时摔的，姥姥还埋怨她，“以后回家不要着急，多等一辆车又费不了多长时间。”那段时间，张蕊甚至不敢看家人的眼睛，就怕自己忍不住突然哭出来。张蕊被打的经过，被急诊室走廊里的监视器拍摄了下来，院里开会播放时，在场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流下了眼泪。
郝婕36岁，已经工作了十余年。“我刚工作时，医患关系特别好，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也很简单，家长把孩子交给我们都特别信任放心。这几年不知道怎么了，医患关系变得紧张、复杂，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难做。虽说患者是消费者，消费者是上帝，但医院和一般的服务行业性质不一样，我们是特殊的服务行业，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简单。孩子有病了，家长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我们的委屈谁能理解？我希望大家能相互理解。”郝婕说:“护士给孩子打针，家长在旁边如此安慰自己的宝贝:‘她扎咱们，一会妈妈给你报仇。’家长这样的教育方式妥当吗？更有甚者，我们这儿的小护士一针没扎好，家长上来就是一记耳光！我们都是为人女、为人母的人，没有不爱孩子的，可理解我们的人太少。”郝婕也曾被患者家属打过，她说那一刻的屈辱感，这辈子也忘不了。
采访中，几个护士都哭了。她们说，在发生纠纷时，旁边在场的家长没有一个人会帮忙劝开，表情都非常麻木，这让她们更为痛心。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每天平均接待400位小患者，“每天像打仗一样，高峰时患者数量在2300人/天，大量的体力劳动我们可以忍受，但心理压力快使我们崩溃了。”
“理解、尊重、平等、和谐是我们期待着的医患关系”
刘冰是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内科的护士长，在他们科里，主要以脑瘫、脑血管疾病、抑郁症等病人为主，大小便失禁、失语、肢体瘫痪的患者很多，所以护理量非常大，42个床位总共才14名护士，大家都非常辛苦。“上班时间不准休息，而走动的时间太长，我们科三分之二的护士都得了静脉曲张。”说起这些，刘冰觉得有些心酸。“2002年底，我们有一个新来的小护士，刚毕业，很负责任地护理了一位病人，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个病人不幸死亡了。没想到几天之后，死者家属突然闯进科室对这位护士进行群殴，抓起她的头发，用脚踢，用拳头打，我劝架的时候也差点被他们用遗像打倒。后来这位护士吓得都有点神经错乱了，只好到别的科室去了。”刘冰回忆这件事时仍然心有余悸。
“脱掉工作服，我们也是普通人，我们也要去医院看病。理解、尊重、平等、和谐是我们期待着的医患关系。”采访中，一位医生说。
但从目前患者对医护人员的理解和支持度来看，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仍面临着不少难题。在笔者的随机调查采访中，一些人以自己的经历对医患关系的改善表示质疑和担心。
“有一次我到医院看病，本来只是个门诊手术，可医生偏让我住院观察，还说最好检查得详细一点。她当时的态度特别好，可我总觉得不对劲，两三百元门诊手术可以解决的问题，偏要花上两三千元，从那以后，我对医院开始产生反感情绪。”一位自称“不信任医院”的人说。
采访中还有一些人觉得少数医生缺少基本的职业道德。“有一次我去医院妇科看病，医生当着其他几位患者，问我是否做过人流和性生活的情况，我觉得非常尴尬。”一位在求医过程中留下“后遗症”的病人说。
在采访中，不少病人和医生都感觉现在的医患关系比较紧张。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正是这种不信任直接导致双方都存在一些心理压力———医生担心病人“找岔子”，病人担心医生“不尽力”或“乱治病”。
为此，有业内人士建议，医院应当实行上下级垂直管理，卫生技术人员和医疗设备由卫生部门统一发放，医疗收入和分配由卫生部门统一管理，人才和技术流动得以真正实施，避免各自为政。
看来，要改善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