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的选择

　　周熙东

　　这件事发生在3年前，当时的我正在浙江一所民营医院工作。

　　那是一个阴冷的冬日下午，我在内科门诊上班。接近下班时间，一位30岁左右的女人走进了诊室。一进门，她就要求我为她继续输液，治疗她久不见好转的感冒。我招呼她坐下后，说：“你别急!我们先量个体温。”趁量体温的空闲，我翻阅了患者的病历本。她因发热、咳嗽持续4日，于前一天来医院就诊，已行胸片、血常规等检查，被诊断为急性支气管炎，首诊医师予以左氧氟沙星针静点、急支糖浆口服。

　　诊断准确，治疗也正确。但出于谨慎，我还是照例询问了患者的末次月经时间。这一问吓了我一大跳，她的末次月经是两个月前来的。我急忙嘱咐患者进行尿妊娠试验。

　　在等待试验结果的过程中，我非常矛盾：如果尿妊娠试验呈阳性，那么是告诉患者要人工流产，还是不告诉呢?不告诉，患者极有可能生育一个不健康的新生儿，这对孕妇的家庭来说是个毁灭性的打击，对国家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孕妇都要禁止摄片，况且左氧氟沙星针及急支糖浆均是孕妇禁用的药品。如果告诉她要人工流产，她就有可能要找医院索赔。这意味着我在损害医院利益，那我还怎么继续在这家医院工作?

　　尿妊娠试验结果终于出来了，和我预料的一样：阳性。我下定决心，要告诉患者需人工流产!我委婉地对患者说：“你来我们医院治疗之前，已经自行购买了许多药物口服。为胎儿的健康着想，你最好选择终止妊娠。”患者当即表示同意做人工流产。虽然早就过了下班时间，我还是带着她去了妇产科。她咨询了人工流产的相关问题后，表示第二天就和丈夫一起来做手术。

　　第二天，患者没有来。第三天，她在丈夫及律师的陪同下来到医院，要求首诊医师向医院相关职能部门叙述诊疗过程。听说此事后，我的心情很沮丧。最终，患者在得到医院的补偿后，终于躺在了手术台上。这件事情发生后，我在医院仿佛成了“异类”。虽然首诊医师与我关系依旧，虽然我很喜欢那家医院，但我还是无奈地选择了离开。

　　是什么让我们选择了沉默

　　过伟华

　　我曾和一位海外友人聊天，聊起过医疗差错。他说，一位在澳大利亚的中国产妇手术中出现了麻醉意外，麻醉医师非常诚实地告知患者及患者家属，这和用药错误有关。结果，澳大利亚的医院和卫生行政部门认为，出事的麻醉医师已经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不需再处理他。

　　由此反观我们处理医疗差错的态度和方法，与之截然不同。一个有关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纠纷发生了，医院产科和新生儿科的医护人员首先想到的是修改病历资料，特别是转科时间，好将责任推到对方科室，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科室的责任。

　　一位外科医师的患者出现了手术并发症，医院首先会认为医生有责任。在调查、处理的漫长过程中，这名医生因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而无法正常工作。医院赔款后，又对他予以20%的现金处罚及行政处罚，以至于这名医生精神上出现了异常，一度请了长病假。这样的事情在我国医疗界并不少见。

　　面对这样的医疗环境、这样的人文文化，医生出现医疗差错，谁还愿意如实告知患方?就是那些有着良好的道德水准、勇于承认错误的医护人员，也有可能顾及所在医院的制度和声誉而选择缄默。不是这样吗?很多医疗机构在处理医疗纠纷时，往往只会作医院无过错的解释，却让医生主动向患方认错。就算是医疗环节上有无法掩饰的的纰漏，也很少有医院会主动承认。

　　在不同的人文环境中，完全可以出现对医疗差错的不同处理方式。当前，要让医生勇敢地站起来承认错误，还有诸多瓶颈。一是我们对医疗差错的处理现状让人担忧。国外有专门的保险机构和患方谈责任、谈赔偿，法律不允许患方有打医护人员、损害医护人员人身自由、扰乱医院正常秩序的不法行为。二是医疗机构在发生纠纷或差错后，不是从医院管理等宏观上找原因、找纰漏，而是一味地怪罪医护人员，处理科室或个人。

　　其实，从医院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看，及时整改并认真分析医院管理环节和系统上的错误，才是解决医疗纠纷的根本。

　　我们曾对发生死亡纠纷的医院进行评析，将病区存在的问题及时告知医院，并希望尽快改正。在3个月或半年后再到发生纠纷的病区进行调研，结果发现好多科室仍在重复同样的错误。针对部分医院出现的植入性器械纠纷，医院没有分析是器械质量问题，还是医生使用方法或患者术后功能锻炼的问题，一股脑儿地以“钱”了事，以至于连续3年类似纠纷不断，每年赔款达几十万元甚至更多。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医院没有形成医护人员自动认错的氛围。由于医院评审对重大医疗事故是“一票否决制”，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日常考核也有“纠纷扣分”，尤其还涉及“一把手”院长的政绩考核等因素，使得多数医护人员在出现纠纷后选择隐瞒或避重就轻，不得已而随大流。

　　(作者单位：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妇幼保健院)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