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中标却不生产、医院不用基药却用没有中标的药品......“唯低价是取”的基本药物(简称“基药”)招标政策，压缩了企业利润，也衍生了一幕幕乱象。

　　据了解，国家发改委正将基本药物统一定价政策的制定提上日程，

　　昨日记者从发改委价格司药品价格处获悉，年内实施或有可能，涉及药品应该不止目前市场疯传的41种，将包含化学药和中成药等多个品类。业内专家称，这将提高质量在招标中的重要性，缓解唯低价论。不过企业表示，利好还是利空，还要看统一定价是怎么定的。

　　“价格杠杆”引行业乱象

　　记者了解到，各地参考安徽模式实行基药招标，唯低价论让企业很受伤。广州本土一家药企负责人苦叹道，“大输液光外包装就要5毛钱的成本了，中标价才1元，都不知道这个药怎么做的出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此前接受本报专访时也担忧，“药物招标不能以价格为基本杠杆，比如就中药这块来说，价格压到太低连成本都不够时，很容易造成材料偷工减料。”

　　而据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简称“RDPAC”)提供最新调查报告显示，来自华东地区30个县市基层医疗机构的研究发现，307种国家基本药物种类中有三分之一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很少使用，不少县市并未配足，其中最少的仅172种。北方地区如山东也是表里不一，据参与招标的企业透露，“山东的医院不怎么采购基药品种，基药采购量只占三四成，剩余的用药量从医药公司调货，调那些没有中标的产品。”

　　统一价如何制定悬在各方头上

　　中投顾问医药行业研究员郭凡礼对记者表示，发改委欲统一定价基药最主要的原因是之前在“唯低价是取”的基药招标政策中，很多企业为了能中标将本身的价格压低，甚至铤而走险偷工减料，这样对药品的质量和品质造成较大风险。据郭凡礼介绍，实际上，在2009年基本药物目录出台时，国家就提出了基本药物国内统一定价、统一配送。但当时为了保证基本药物制度的稳步运行，最后不得不放弃了这种定价模式，改为各省定价及配送。此次再次回到统一定价的模式，虽是为了缓解唯低价论的“双信封”制度出现的问题，但仍需要注意做到公平和透明，不过之前在基药招标中受伤的大企业，此次将受益于这种政策的利好。”郭凡礼如是称。

　　相对于分析师的看好，昨日接受记者采访的几家企业却喜忧参半，喜的是一旦政策成行，现有的“双信封”制度等或被推倒，招标面临重招，有质量优势的大企业、品牌企业有望受益;但另一面，企业又担忧价格被限死，质量同等前提下，制定统一定价的时候若参照小企业的成本，则又走回老路。说到底，企业制药成本究竟按何种规则计算，是发改委定价的难题所在。

　　面对市场的翘首期待，发改委价格司药品价格处相关人士昨日表示，统一定价的草案正在整理阶段，虽然时间表未定，但这是国务院的要求，必须执行，最快是年内出台。

　　国家工信部消费品司相关负责人8月19日在2011中国药品零售业态信息发布会上透露，《医药工业“十二五”规划》预计在9月份正式出台。

　　该负责人透露，“十二五”期间，医药工业发展目标为总产值年均增长20%，到2015年达到31000亿元，工业增加值率较“十一五”末提高2个百分点。

　　大幅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将成为医药工业“十二五”发展目标的一大重点。上述人士透露，“十二五”设定的发展目标为：重点骨干企业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将达到5%以上，获得新药证书的原创药物达到20个以上，开发20个以上通用名药物新品种，完成100个医药大品种的改造升级，开发50个以上掌握核心技术的医疗器械品种。

　　上述技术创新的重点领域包括生物技术药物、现代中药、先进医疗器械、新型药用辅料、制药装备及包装材料等。其中，药用辅料、制药装备及包装材料为首次进入医药工业发展规划。目前该领域上市企业包括制药装备企业东富龙(300171)(300171.SZ)、千山药机(300216)(300216.SZ)等;药用辅料企业尔康制药亦已“过会”，挂牌在即。

　　据媒体近日报道，《生物医药“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已临近尾声。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的相关领导透露，规划对医药大企业的发展制定了明确目标，“十二五”期间，行业集中度有望大幅提高。据其介绍，“十二五”末期，前100强的企业将以远高于行业平均增速的速度发展，销售收入将占全行业总收入的50%。前100强企业的平均销售收入将达百亿元，而前10家的平均销售将超500亿元。回顾“十一五”，前100强企业占全行业收入的1/3，销售收入过百亿的企业从1家发展到10家。

　　浙江省卫生系统治理医药商业贿赂的急风骤雨，掀起的只是冰山一角。

　　根据浙江省卫生厅6月中旬通报的数据，“医药回扣专项治理年活动”开展半年以来，1200多家医疗机构的17万余名医务人员共上交回扣款、礼卡、礼券、礼品等约1800余万元。

　　“这个数字少得可怜”，杭州市某三甲医院的主治医师杨建(化名)表示，2010年夏因受贿被抓的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吴正虎，涉案金额即折合人民币1500万元左右。相比之下，目前交上来的这点钱，显然是九牛一毛。或许，这也正是浙江省反贿行动在年中骤然加大力度的原因之一。

　　杨建所在医院某科室的一张月度业务报表显示，医药商业贿赂的治理，“头痛医头”的办法无济于事。无论是医院、医生，还是医药代表，全都已被制度绑架。

　　科室月度报表解读

　　杨建向本报记者出示了一张他所在医院某普内科室7月份的业务报表。报表显示，该科室3个治疗小组7月份的药品收入分别为47.37万元、46.53万元和27.93万元，药占比分别为69.6%、71.3%和50.6%。

　　杨建介绍，这3个治疗小组每组都分管18张床位，住院病人的病因、病情都差不多，治疗方案类似，之所以药品收入差距最高近一倍，是因为第三组的带组医生为科室主任，在用药方面较为规范，开大药方的情况比较收敛。

　　“这说明，压缩大药方的空间很大”，杨建解读说。他所在的这家医院，住院的次均费用为1.3万元，门诊的次均费用为200多元，显然住院病人是医院药品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有用药决定权的带组医生，则是医药代表们的主要公关对象。

　　杨建介绍，该科室中成药的用量较大，一般而言中成药的回扣高于西药，某些内科用药保守估计在20%左右。照此计算，该科室第一治疗小组7月份的药品回扣在10万元上下。

　　但科室主任带领的那个治疗小组也不傻，同一张报表显示，该组7月份挣得的检查费收入为7.2万元，是第一组1.8万元的4倍。大检查不仅快速带来业务收入，其背后也同样埋伏着设备商、耗材商给的好处。

　　合并计算，三个治疗小组当月的业务总收入分别为68.1万元、65.2万元和55.2万元，相差不是很大。总体而言，该科室的收入水平在这家医院属于中等偏上。

　　还可以看出的是，即使是在今年整治医药回扣专项行动中，即使已有2月份曝出“依达拉奉”注射液的前车之鉴，大医院的医药商业贿赂情况依然十分严重，也许只是比之前有所收敛。

　　制度漏洞绑架全体

　　医药商业贿赂由来已久。杨建告诉记者，他所在的这家医院，在2002年曾创下一个纪录每月用掉进口抗生素“头孢呋辛”1万支，据经销商统计在华东地区所有医院中名列第一，给的提成为每支1元(这里单指给院领导的提成)。

　　新医改的三令五申、乃至此次浙江省轰轰烈烈的专项行动，并没有能扭转局面。

　　“医院的发展指标是个硬杠子”，杨建告诉记者，杭州地区的三甲医院的业务收入都以15%-20%的速度增长，竞争使得院长们纷纷与科室签订责任状。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一个科室主任表示完不成任务，即被撤职。前述杨建所在医院的科室

　　月度报表则表明，任务已被层层分解到了最小的业务单位治疗小组。

　　杨建表示，不同于上海、北京等地大医院要服务全国患者，也不同于南京有苏北乃至安徽等广大腹地，杭州的大医院基本上服务于本省医疗市场，患者的数量比较平稳，业务收入的高速增长只能由过度医疗来取得。

　　杨建说，大医院用药不规范比比皆是。比如用药常规写明“慎用”的氨基糖甙类药物，被频频开给90岁以上高龄老人;还有一种名为“痰热清”的输液型中成药，尽管护士一直反映颗粒大、效果不好，仍然成为治疗肺炎病人的常用药。医生的理由之一是卫生部官方的《健康报》上常有推荐，而真正的原因大家都心照不宣。

　　卫生部力推的医疗标准化临床路径，并不能有效遏制过度医疗。杨建举例说，把肺炎当作慢性支气管炎来处理，就可以轻松规避有关诊疗规范，类似的手法多的是;而一天之内让患者又拍片、又做CT检查等现象也屡见不鲜。

　　新医改中基本药物的限定，和有关用药品种的规范，使得药品生产商之间的竞争加剧，医药商业贿赂的必要性进一步凸显。

　　比如卫生部将于9月下发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规定，对抗生素的使用原则上三级医院50种，二级医院35种。而目前国内监测的抗生素品种有152种，发达国家中美国为90种，英国为61种，日本为85种。

　　杨建介绍，仅头孢、青霉素一类的抗生素，就至少要有15-20种，才能使大医院方便用药。50种抗生素可能无法完全满足临床使用需要，“这几乎是在逼药企去医院公关”。

　　长期不敷成本的医疗服务定价，使得医务人员与医药代表一拍即合。在此次浙江省整治医药回扣专项行动中自杀的浙一医院急诊科主任黄卫东，即被曝向医药经销商索贿几百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