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检查结果出来，彻底排除了胰头占位的可能时，我喜极而泣，紧紧抱住母亲。这是绝处逢生的喜悦，还有躲过手术折腾和手术费用的庆幸

　　人的一生总会经历一些事，遇见一些人。有些记忆，有种邂逅，虽然只是匆匆而过，但却值得我们在心底珍藏一生。

　　北方的3月，乍暖还寒，我带60岁的母亲从吉林到北京地坛医院就诊，原本只是慢性肝炎，却在CT检查中意外发现胰头占位。看懂报告单的那一刻，我感觉世界一下子黑了。主治医生建议马上住院，外科会诊。但为瞒住母亲，我不敢让她住院，于是藏起报告单，匆匆带她离开了医院。生平第一次知道了绝望却要忍住眼泪的滋味。

　　之后的一些天，是那么苦痛和疲惫——编织谎言，伪造报告单骗过母亲。为要一个权威的结果，我带母亲去了北京另外一家非常知名的医院。经过号贩子的“剥削”，先是见了一个专家，后又找了知名教授，都是草草看一下片子就说是恶性的，需要马上手术。多余的话，似乎觉得已没有必要再讲。我恳求他们安慰一下已有些怀疑并且非常焦虑的母亲，但他们只是不耐烦地对母亲说，长东西了，手术摘掉吧。

　　我不再抱有幻想，带母亲去机场，准备回家等教授周六去吉林做手术。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反复问自己，手术还是不手术?作为一个女儿，那种痛苦纠结是难以言表的。我想留住母亲，哪怕多一天都好;又害怕让她遭受更长的折磨，也是一种不孝。后来路过北京地坛医院的时候，我带母亲下了车，决定到医院外科去询问，如果得到的答复一样，就马上买机票回家准备手术。

　　进了外科诊室，我看到了一位沉静、内敛的男医生。看了一眼桌上的工作牌，我知道他就是蒋力大夫。那一刻，我有点失望，因为他蛮年轻的。我想老教授都看过了，这位年轻的医生又能怎样呢?

　　我告诉他我们是外地农村的，没有钱，在北京手术不起，打算回家了，临走能不能再给看看片子到什么程度了。现在想来，母亲能碰到蒋大夫这样的医生，真是她的福气。蒋大夫眼神里泛起同情。他把片子拿过去，一张一张仔细观看。他把片子插在那个板上的动作很快，但观看片子的时候比其他医生慢，非常仔细。我预感到这个医生不同以往，应该是一个非常果断、谨慎、细心之人。然后他问起母亲的发病过程和疼痛症状，以及现在母亲有什么反应和表现，问得非常详细。最后他告诉我，恶性怀疑很大，但是，手术是放在最后一步的。如果是在地坛医院，不会轻率手术，会搜集更多恶性的证据，会再抽血化验等。

　　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当我说了母亲情绪很不好后，蒋大夫要我带她进来，然后非常温和耐心地倾听了母亲的诉说。母亲经过多日的怀疑、恐惧，十分焦躁，讲话也很琐碎。蒋大夫好似一位邻家哥哥，从头到尾耐心倾听安慰，语气温柔，措辞巧妙。我望着他，感到眼睛很热、很湿。母亲多年来体弱多病，我看过好多医生的冷漠和不耐烦，像蒋大夫这样的医生还是第一次遇见。从那一刻起，我改变了往日对医生不好的看法。

　　第2天，血液检查结果正常。我在病房找到蒋大夫时已是中午，他顾不上吃午饭，再次仔细看片，告诉我良性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发病过程和片子都不典型，血液又正常，但是他不能给我这个诊断。我问他是不是怕说错话担责任，他说不怕自己说错话，但是作为一个医生，是怕耽误了患者的病情，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不能妄下诊断。午间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来，他脸上显出一丝忙碌过后的疲惫，眼睛里却满是认真和执著。我心里的敬重汹涌而出，心想，能遇到这样医德高尚的医生，也算我们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接下来蒋大夫又不辞辛苦，用午休时间找了穆毅主任和丁大夫研究病情。母亲虽没有在地坛医院外科住院，但医生们怀着一颗仁心，给我写下了有可能再次诊断的办法和医院，并耐心告诉我乘车路线，让我感到无比温暖。告别之后，我又打电话过去，对检查办法的风险提出疑虑。接电话的医生耐心解答，告诉我CT好比是照片，光看照片怎知人的耳朵是硬是软，此项检查就好比摸到耳朵。虽然有一定风险，但总比开刀探查好得多。对我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外地患者家属不厌其烦，细致解答，让我深深感到外科医生看似冷硬的外表下，包着一颗多么仁慈生动的心。

　　当检查结果出来，彻底排除了胰头占位的可能时，我喜极而泣，紧紧抱住母亲。这是绝处逢生的喜悦，还有躲过手术折腾和手术费用的庆幸。我深深感谢医风严谨、医德高尚的蒋力医生，深深感谢培养出这样医生的地坛医院。谢谢你们为母亲，为所有患者所做的一切。

　　离开北京的那天，阳光明媚，微风轻抚过我的脸颊。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这座城市，有那么一个地方，充斥着来苏水的味道，交织着痛苦与希望。有那么一个人，和他所在的团队，带着对生命的尊重与责任，默默奉献着青春和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