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抵抗青少年的“恶视力”

　　尽管开学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北京市灯市口小学某班的班主任刘老师，已经遇到了4个“要求给孩子调座位”的家长。

　　“都说自己的孩子视力下降，希望能尽量往前坐坐。”刘老师无奈地告诉记者。她发现，班里戴眼镜的孩子确有增加趋势，尽管“学校留给孩子们的作业负担并不重，而且每天下午3点半就放学了”。

　　这样的故事，其实放在国内大多数中小学，或许都属常见。10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名为“抵抗恶视力”的爱眼活动上，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教授指出，由她主持研究、并于不久前发布的《国民健康视觉报告》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发病率已经高居世界第一位，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近视患病人口将接近7.04亿至7.11亿。

　　地域城乡不同，视力差异明显

　　“学生视力下降，不能简单认定为学校的责任。”刘老师认为，自2013年教育部颁布《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以来，学校对“减负增效”尤为重视，严格控制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和作业量、严格禁止违规补课、严格教辅用书管理，“但客观上升学的压力不减，家长们就会去课外寻求补习班”。

　　清早，在灯市口小学门口，一位送女儿上学的家长对记者表示：“每天孩子睡前，我们都监督她做眼保健操。但是该看的书都得看，该上的课外补习班总得上吧。”

　　在北京景山学校(北京一所集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重点学校——记者注)，读7年级的杨凯温告诉记者：“班里考前10名的同学基本都是近视眼，不多看书多做题哪有好成绩啊?”

　　“大家都上课外补习班，但是都不互相说。”杨凯温狡黠一笑，说起自己的好朋友“号称自己只上了美术兴趣班，但是我却在数学补习班上撞见了他”。

　　而这还只是在全国应试压力相对较小的城市北京。根据李玲教授的调查，我国青少年视力恶化状况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城乡差异。很自然地，升学压力更大的地区，学生视力恶化更严重。

　　河南省开封市眼病医院主任医师马琳从医30年来，见证了无数孩子视力恶化的过程。马琳对记者感叹：“河南是考生大省，升学竞争的压力极大，孩子们从小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而近视发病年龄越小，近视度数发展越快，这就是恶性循环。”她告诉记者，在开封的重点高中，超过80%的学生都是近视眼。

　　但即便在相似的压力之下，城乡学生的近视状况也有所不同。早在10年前，马琳就曾主持过一项针对开封城市、农村7～18岁中小学生的视力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开封城市学生视力低常率(视力低常指裸眼远视力达不到正常标准——记者注)明显高于农村学生。排除学习资源、先天遗传、用眼姿势等方面的因素，马琳认为，农村学生远距离用眼时间、户外用眼时间相对长，是其视力水平总体优于城市学生的重要原因。这也与李玲教授的判断相一致。

　　每周多1小时户外活动，近视风险将降低2%

　　在李玲教授看来，应试教育的压力固然是导致孩子们视力恶化的重要原因，但“日本、韩国中国小学生的应试压力也很大，视力健康情况却普遍优于中国”;原因就在于，“在日本、韩国，孩子们户外运动的时间受到高度重视”。而在我国，农村孩子进行户外活动的机会、时间客观上也高于城市孩子。

　　据了解，日本中小学每天都有体育课，此外，学校还额外规定了1小时锻炼时间，学生可自由选择喜欢的运动项目。而韩国也早已推出了“7560”计划，即让学生们每周7天有5天进行锻炼，每次运动至少60分钟。

　　李玲告诉记者，户外活动对于保护视力的重要性已得到国内外大量研究认可。如英国剑桥大学的一项调查表明，儿童每周多在户外玩耍1小时，其近视患病风险将降低2%。今年3月，著名的《自然》杂志也撰文指出，近视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青少年缺乏足够的户外运动。

　　李玲说：“我国青少年近视发病率在50%左右，而在北上广这些大城市，青少年近视率已达到70%左右”。尽管国内绝大多数学校都坚持推行“眼保健操”，但面对学生普遍过大的用眼负荷，单靠“眼保健操”预防近视显得杯水车薪。

　　这一严峻情况正受到关注。在我国，一些教育理念相对先进的学校，已经在有意识地提高孩子们的锻炼时间。

　　每天早上7点15分，北京市景山学校各年级的学生们就陆续开始了晨跑，跑步时间均在半小时左右。操场上，“做好两操两课，锻炼强健体魄”的标语非常显眼。孩子们烂熟于心：“两操”指的是“早操、课间操”，两课指“体育课、活动选修课”。

　　北京景山学校体育教师、东城区学科带头人段炼告诉记者：“从2009年起，我们学生每周的体育课都比国家规定的还要多一课时。与此同时，我们也大力鼓励学生多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课外活动，包括篮球、足球、乒乓球、空手道、排球、游泳等。”

　　从近年来该校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来看，段炼发现，相较于2009年之前，如今学生的耐力、爆发力等方面已有明显提高。但他同时遗憾地表示，目前的锻炼措施“对学生近视的预防效果还不够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学生的户外活动时长还应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而另一方面，学生对电子产品的过度依赖，无疑也加剧了视觉疲劳。

　　李玲感到很焦虑：如何能通过国家层面，进一步增加、保障青少年户外时间，并强化配套政策，有效预防青少年近视?

　　高近视率终将危害国家安全

　　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会长赵堪兴对记者表示：“在现有公共卫生政策不变的前提下，到2020年，中国5岁以上总人口的近视率将突破50%，这将使航空航天、精密制造、军事等领域面临巨大的劳动力缺口，最终威胁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

　　李玲注意到，从国防部对《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的历次修订中，可看出国家对征兵的“视力要求”不断降低，其中，仅2000年至2008年间，就曾3次放宽视力标准要求，“连空军飞行员的视力标准要求都下降了”。“长此以往，必然对保家卫国产生影响。”李玲说。

　　而今年发布的《国民视觉健康报告》显示，青少年视力普遍恶化，从长远看还将严重威胁社会经济生产活动，“在可量化的社会经济成本中，视力受损患者的劳动参与损失不容忽视”。然而“无责可问”是李玲和许多业界专家面临的困局。

　　“我国目前没有一个政府部门专门对青少年视力恶化问题负责任。”李玲说，“我去卫计委，发现卫计委并没专门的部门、人员管这件事。再去教育部，发现这事儿也不归教育部管。那到底谁来关注、主导遏制青少年视力恶化趋势的工作呢?谁也不知道。”

　　《国民视觉健康报告》指出，长期以来，我国与视觉健康相关的机构设置与政策内容，都主要围绕着防盲治盲展开，特别缺乏对整体视觉健康的关注和有效措施。在公共教育、预防保健、医疗保障以及社会引导等方面，我国都缺乏切实可行的政策规划。国民普遍缺乏基本的视力健康知识，相关预防保健措施更是形同虚设。

　　李玲建议，国家应该尽快明晰相关权责，“将视觉健康保障与医疗卫生政策衔接”。如将视觉健康公共教育列为健康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将覆盖全人群的初级视觉健康保健服务纳入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中，并建立终身的视觉健康档案;实施贫困地区儿童视力健康重大公共卫生项目。总之，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从整体上发展国民视觉健康。

　　李玲迫切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动起来”，因为“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