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二月，台湾引入“激光矫正近视”手术第一人蔡瑞芳宣布教授个人停做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手术。作为大陆的第一个系统隐形眼镜研究和视光学探索的科学家，刘伟中的态度是宽容的，他认为，只要适应证选择得当，医生的态度认真负责，采用好的设备和技术，手术还是安全有效的。

　　今年52岁的刘伟中回忆起三十载的科研生涯，印象最深的不是1982年就参与建立了国防科研：高性能航空有机玻璃研制，也不是1985年率领研发团队开展隐形眼镜研究，成功研制出迄今没有被超越的光学镜片环状变焦技术，而是配合医生给一个只有三个月大的婴儿进行验光配镜、戴用角膜接触镜。

　　当时母亲抱着孩子去医院看病，说孩子看不到东西，是典型的高度远视眼，在医生的主持下，刘伟中大胆推荐地给孩子戴了1000度的隐形眼镜远视镜片矫正。几个月后母亲回访时告诉我们，孩子戴了眼镜不到五天马上就有变化，以往，孩子睡醒起来就要吃奶，现在，孩子起床后就哇哇大哭，后来发现，只要戴上眼镜，孩子的哭闹声就停止了。

　　“可见，通过自己的眼睛来认识外面的世界比吃奶还重要。”刘伟中说，“青少年近视眼研究和防治至关重要，但是现在治疗方法和手段依然存在许多误区。”

　　这位被誉为我国隐形眼镜和青少年近视眼防控开拓者说，自己一辈子研究重点都放在青少年近视眼的研究和防治上。近两年来，身为独立科研机构——喜视光学的创始人，不断提出防控青少年近视眼需要去伪存真、转变观念：消极应对的措施是方向性错误，很多人们熟知的方法或产品不仅不能减少近视的发生和发展，甚至会让近视眼发展变得更加严重!呼吁渐进多焦点眼镜在儿童中必须慎用、建立儿童屈光发育档案等多项先进理念，提倡医学验光和视功能优化训练，致力推动角膜塑形镜技术的科学应用和技术发展。

　　慎用渐进多焦点镜

　　30年来，眼科医生普遍的共识是，近视眼是由于调节太强造成的，所以认为治疗近视眼就是要放松调节，直到目前，仍有一部分医生按照这种古老、错误的思路来治疗患者，而渐进多焦点眼镜被很多公司、医疗机构和眼镜店推荐给少儿及家长。

　　渐进多焦点镜片是一种使镜片光学区由上而下屈光力逐步下降，通过同一镜片的不同区域看远、中、近不同距离的物体。镜片上方为远视区，下方为近视区，之间为看中距离的渐变区，即度数逐渐变化的区域，两侧为变形(像差)区。当物体的距离由眼前无穷远向眼靠近时，眼能改变自身的聚焦力，使近距离物体在视网膜上形成清晰的图像。眼球这种自动调焦的功能称之为调节(accommodatio)，当眼睛注视远处物体时，调节处于松弛状态，当要看清近处物体的时候，眼需要调节;相对的，眼睛往内看时需要调节，往外看则处于松弛状态。

　　“简单地说，看近处需要调节，渐进多焦点镜片就是让原本400度近视的患者，看近处的时候只用200度的镜片，原本200度的远视眼患者，看近处时增加到400度，调节就得到了放松。”刘伟中解释说。

　　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近二十年的研究逐渐证明，近视眼是向前向后的调节功能退化，甚至僵化了。调节灵敏度和幅度下降了，就等于说我们眼睛调焦的光学“镜头”生锈了。

　　“事实上，这种镜片应该多用于老视眼矫正。关于阻止青少年近视的发展，现今初步的研究结果是：对于内隐斜者，可能有效;对于外隐斜者，则有害无利，须知，只有不到10%的青少年近视眼是内隐斜者。”

　　刘伟中补充道，“儿童在渐渐长大成人的过程中身体各个方面都在逐渐发展，眼睛的调节功能也是在发育过程中。使用渐进多焦点镜片这种让调节不断放松的镜片就如同担心刚刚学步的孩子太累，以车代步，其效果是不让他得到应有的锻炼。而老年人各个方面已经发育完整，应该是处于修养阶段，所以适用于这种眼镜。”

　　在国外有50%以上的老年人戴这种眼镜，而在中国，只有1%的老年人戴渐进多焦点镜。原因是，普通一副眼镜只需要几百块，而一副渐进多焦点镜则要2000多元，中国的老年人往往不愿意花钱，而家长在孩子身上花钱却是不遗余力的，这也成为很多不负责任的眼镜店和医生向青少年推荐渐进多焦点镜的原因。

　　近年，刘伟中在各种场合都提出渐进多焦点眼镜不适合多数儿童使用，“除了不到10%的调节过度的内隐斜者，一般的青少年都不适合使用渐进多焦点镜，而调节功能和斜视完全是可以通过仪器测出的。”

　　刘伟中说，在一份资料里有：“1981年的时候，上海曾经有10万个一年级的小朋友每个都戴150度的‘老花眼镜’放松调节，三年后发现近视眼增加一倍，25%的小朋友发生外斜视，赶紧喊停。那种验光时不查眼位和调节功能，就给儿童近视眼者配一副渐进多焦点眼镜的人，的确太缺德了!”

　　建儿童屈光档案

　　为了进一步推行儿童近视防治，2007年刘伟中就联合汪芳润、褚仁远等提出“建立儿童屈光发育档案是近视眼预防的基础”，每半年对双眼进行调节麻痹验光9散瞳验光，测定角膜曲率、眼轴长度、调节灵敏度、旁中心离焦度、眼压及身高，及时了解儿童屈光发育动态。

　　“儿童屈光发育档案如同我们每年都要体检一样，这样就可以将孩子分成三种，一种是视力正常，那就不用过多地对孩子视力进行干预;另外两种是近视眼高发人群和已经近视的孩子，这两种孩子则要特别注意近视的防治。”刘伟中说。

　　2009年，上海正式逐步推广儿童屈光发育档案。“现在发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中50%的人都是近视高发人群。”刘伟中说，“学生一定要注意坐姿要端正，写字的时候笔不能挡住视线，卧笔的正确姿势是大拇指和中指捏在一起。患有近视的小朋友，电视一定不能多看，另外弹钢琴也会诱发近视的发生。多看远处，放风筝、打乒乓都能增加调节的灵敏度。”

　　不过，过犹不及，屈光发育是从远视眼向近视眼过渡的过程。小孩子的眼球没有发育完全，3岁的孩子有200度远视眼、视力在0.6左右属于正常，8岁的孩子则应该有150度的远视眼，视力在0.8左右，12岁的孩子应该有100度的远视眼，视力在1.0左右。

　　这在以往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些家长误认为孩子视力过早上升是件好事情，另外一些医生还推荐孩子过早治疗，这都是造成孩子日后近视的误操作。

　　倡导医学验光

　　科学的验光配镜是所有眼病诊断和治疗的基础，验光不良是造成光学离焦性近视和形觉剥夺性近视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选镜和配镜不良也是青少年近视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医学验光并不是字面意思上的到医院验光，它有实实在在的标准在。

　　“世界上90%的人习惯用右手，10%的人习惯用左手，眼睛也一样分主次。”刘伟中演示了一个极为简单的测试主视眼的方法，用四指在眼睛正前方摆出一个菱形的小框，通过这个小框看远处一个物体，然后分别闭左眼、闭右眼，在框里看到该物体移动的那只眼睛就是副眼，反之则是主视眼。

　　“配眼镜前后主视眼不能变，我们有一套更为科学的仪器可以检测。”刘伟中说。其他检测项目还包括，检查眼位：内隐斜近视低矫，远视足矫、外隐斜近视足矫，远视低矫;检查调节与AC/A：过高近视低矫，远视足矫、过低近视足矫，远视低矫;双眼调节要平衡;注意散光轴向：顺规低矫，逆规与斜向足矫。

　　“戴眼镜是两只眼睛同时看一个东西，不是说单眼视力测量好，配出的眼镜就一定适合患者，要考虑到，两只眼睛调节要平衡，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调节情况：眼位，外隐斜、内隐斜，对度数加加减减。戴镜者不但要看得见，还要看得清，更要看得舒服，使双眼单视功能获得最大的保障，这是医学验光的目的。”刘伟中说，“除了根据验光的情况之外，还要检查眼位和调节情况，重新处方。以往，近视眼验好光，度数要低矫，远视眼要足矫，现在概念是10%内隐斜的近视眼患者度数要低矫，让调节放松，90%的患者不是内隐斜，一定要足矫。”

　　刘伟中所倡导的医学验光能够通过综合验光仪进行测试，但在很多地方，即使有这台机器，很多验光师也不会用。

　　谈到医学验光的状况，刘伟中很无奈。“这跟从业人员的素质有相当大的关系。”刘伟中说，“在美国，只有大学本科4年毕业才能考视光学院，再进行4年深造，毕业出来成为验光师，而国内的情况和国外却不能比。”

　　2006年人们做过一个统计，在中国几个大中城市中选取了1000个验光师作为样本，大学本科生只占0.79%，初中、小学、文盲所占的比例却占到16%。

　　身为我国视光学发展的关键人物，刘伟中早在1985年从原南京化工学院(现在的南京工业大学)后，就没有离开过视光学领域。80年代国内的视光学并无像样研究，人们要配眼镜，眼镜店里的师傅远比专科医生更懂行。于是，周一至周六，刘伟中在研究所做科研开发，周日则骑着自行车到上海的眼镜厂或眼镜店内，跟师傅们“摸爬滚打”。

　　“现在，8年制视光学院毕业出来的大学生，大多数只愿意做眼科医生，不屑做验光配镜。”刘伟中说，“迅速培训从业人员验光配镜知识和技术水平，让他们自觉摒弃和反对伪科学，崇尚和主动推行先进的科学验光配镜理念，在我国目前近视眼越防病人越多的严峻形势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除了对人才的“软件”要求，医学验光还需要建立一个标准的验光室。

　　专用验光室必须拥有综合验光仪，验光室光照明恒定，通风、温度适中。“我就曾在某个眼科医院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拥有最好的人员和设备，但是验光室室内红绿二色的平衡却没有达标。房间越亮，红色越清楚，房间越暗，绿的越清楚，在验光过程中，验光师会用综合验光仪中的红绿二色试验，使配镜后的双眼调节务必达到平衡，房间的明暗不同自然会影响验光结果。这种常规都没有做好，如何将病人的两只眼睛调节平衡?”刘伟中说。

　　1985年从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刘伟中从事眼视光行业已经足足28年，但是，他认为很多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始，“生命不息，运动不止”。近两年，他致力推动的喜视光学“健视加”青少年近视弱视防控机构已经在全国建立了几十家服务中心，他主持发明的“复可视”无忧角膜塑形镜和“乐视得”都已经或者正在陆续上市，为青少年近视防治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