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强制缔约权
医疗合同中的强制缔约不但表现为医方不得拒绝患方的就医要求（宪法规定患者有权获得医疗保障），还表现为医方在特殊情况下可强制与患方缔约。如《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1条规定：“医疗机构对危重病人应当立即抢救。”《执业医师法》第24条也同样规定：“对急危重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传染病防治法》也有对传染病人实行强制治疗和留验的规定，但是这种强制缔约权只限于对法定的危、急、重患者或传染病人的行使，在非法定的情形下仍然要适用要约、承诺的方式。
需要指出，虽然这种缔约方式是强制的，但仍然是为患者提供了医疗服务，患方不能以自身没有请求医方行使行医权为由而拒绝付款。

（六）病史资料使用权
《执业医师法》第21条第1款第3项指出，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有权从事医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学术团体。本人认为，这实际包含了医师可以占有并无偿使用在行医中获取的医学资料的意思。
医师在行使行医权中获取的病史资料的所有权目前尚无定论，但医方有法定的病史资料保管权、法定范围的使用权。如《执业医师法》第33条有此规定。但病史资料只能是在行使行医权过程中取得的，其使用也只能是在医学界内部研究或交流使用，若向医学领域外泄露患者的隐私并造成了严重后果的，就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七）过失豁免权
医疗行业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业，根据风险合理分配原则，这种风险应由医患双方共同承担，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具有行医权者享有过失豁免权。但是这里的过失仅指一般的过失，对重大过失或故意行为时行为人仍就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执业医师法》对此也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如第五章对法律责任的规定中就基本可分为重大过失和故意这两种情形。可见，我国《执业医师法》中对执业医师在行使行医权时的一般过失是不要求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

医疗案件中确定责任的过失属于重大过失，即执业医师只有在行医中存在重大过失或故意的情形下才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执业医师在一般过失情况下不负民事法律责任并不代表其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他仍有可能要受到来自行政方面的处理。另外，医师与单位可以说是一种职务代理关系，代理人（医师）在代理的范围内相对独立地进行诊疗活动，根据民法理论，其代理活动中出现的不良后果是由被代理人（医疗机构）来承担的，医师只在重大过失（不履行勤勉义务、疏于处理代理义务）或故意而给医疗机构遭受损失的情况下才承担法律责任，也就是医师在行使行医权中的一般过失是免于追究法律责任。

（八）人身权利及其他权利
以上7种权利是与行医权密切相关的权利，此外，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还享有宪法和国家法律赋予的其他合法权利，如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荣誉权、名誉权等。这些权利是国家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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