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人类防御素眼部表达调节

    2.1  防御素在眼组织表达的调节

    实验证明，HNP-1~HNP-4存在于正常眼表组织，而不表达于正常眼内组织。这一现象的合理解释是：眼部α-防御素HNP-1~HNP-4来源于中性粒细胞、多形核细胞和眼表上皮细胞。眼表组织的α-防御素主要由局部残留的或途经的中性粒细胞释放产生，也可由泪道上皮分泌产生。眼内组织则不然，只有当眼内炎或手术后，由于血—房水屏障的破坏，眼内多形核细胞积聚，α-防御素大量释放，眼内HNP-1~HNP-4的水平才明显升高。HBD-1由眼部上皮组织组成式表达，由于其基因序列缺少NF-κB转录因子调节要件，因此HBD-1不能被炎性激动剂所诱导[12~14]。角膜中HBD-2可被IL－1α，IL－1β，TNF-α等炎症细胞因子以及Gram（＋）、Gram（－）菌及脂多糖等细菌副产物所诱导[15,16]。在眼部抗菌防御机制中，诱导表达的HBD-2可能比组成表达的HBD-1更为重要。

    Toll样受体TLR-2与TLR-1或TLR-6构成共受体，是Gram（＋）菌细胞壁中肽聚糖（PGN）和脂磷壁酸（LTA）等组件的主要受体。TLR-1和TLR-2均表达于原代人角膜上皮细胞和端粒酶永久型人角膜上皮细胞内，而TLR-6 mRNA几乎不能发现。TLR-9是另一种细胞识别受体，也表达于这些细胞。Kumar等[17]证实：角膜上皮细胞由激发的炎症反应表达TLR-2，TLR-1，TLR-6和TLR-9，是Gram（＋）菌的先天免疫受体，对PGN反应，而对LTA无反应。所以数据显示金黄色葡萄球菌是通过TLR-2受体触发角膜上皮的先天免疫反应和随后的炎症反应。在角膜上皮细胞内LTA并不刺激NF-?资B信号，上皮细胞对LTA反应可能是依赖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交互激活，并不依赖TLRs。

    实验表明，细菌感染诱导角膜上皮细胞内HBD-2的表达升高，主要是通过细胞表面Toll样受体-2（TLR-2）介导[18]。另有实验证实，在角膜纤维母细胞中内，金黄色葡萄球菌组份肽聚糖（PGN）和胞嘧啶-亚磷酸-鸟嘌呤寡核苷酸（CpG-ODN）等刺激因子可诱导α-防御素-3表达，分别由Toll样受体-2（TLR-2）和Toll样受体-9（TLR-9）介导[19]。

    2.2  眼表上皮中HBD-2的表达调控

    IL－1β和TNF－α均刺激人角膜上皮中HBD-2表达，且两者联合刺激效果更明显。IL－1β刺激效应呈浓度（最大10 ng/ml）和时间依赖性（HBD-2 mRNA表达和蛋白分泌最大时间分别是12 h和24 h），在IL－1β移去后HBD-2 mRNA上调至少维持24 h[15]。

    HBD-2基因序列具有3个转录因子NF-κB结合位点，还存在其他几个转录因子结合位点，包括活化蛋白－1（AP-1）和IL-6的核因子。NF-κB活化抑制剂（PDTC，CAPE和MG132）完全阻断IL-1β效应。提示这一转录因子在人角膜上皮细胞中对HBD-2的上调的重要性。SB203580[一种P38分裂原活化蛋白（P38MAP）激酶抑制剂]和SP600125[（一种C-Jun氨基末端激酶（JNK）抑制剂）]均部分抑制IL-1β对HBD-2表达的刺激作用。而PD98059[一种第三分裂原活化蛋白（MAP）激酶途径]即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途径抑制子，不能削弱IL-1β效应。据此推断，IL-1β诱导HBD-2表达可通过P38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C-Jun NH2－末端激酶和NF-κB途径介导，而且以NF-κB途径占优势[15]。

    据发现，Genistein（一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也可削弱IL-1β对HBD-2表达的刺激作用，提示酪氨酸激酶活化也与IL-1β效应相关[15]。

    有关糖皮质激素对防御素表达的影响，各类报道不尽相同。尽管支气管上皮内HBD-1和HBD-2 mRNA暴露于免疫抑制剂（地塞米松）后无改变，但HBD-3 mRNA表达下调[20]。Terai等[21]报道地塞米松可减少人角膜上皮细胞中HBD-1表达。McDermott等[15]（2003）发现在SV40永生型人角膜上皮细胞中HBD-2的上调效应可被地塞米松抑制，并将其对基因转录的影响归结为对NF-κB和AP-1的干预。

    Terai等[21]应用半定量PCR和片断长度诱导扩大多形性检测清楚地证实地塞米松上调HBD-2表达的作用。他们还发现HBD-2表达可被环孢霉素A下调，环孢霉素A对T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发挥特定的效应，这一制剂可抑制HBDs所产生的天然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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