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用《消法》来调整医疗消费，则是一种倒退，是十分可怕的！这只会严重损害广大患者的利益。例如，在“五一”、“十一”黄金周和春运高峰，铁路、民航、交通运输都可以趁机涨价，并美其名曰：“用价格来调控客运高峰。”而在2003年SARS流行期间，因病房紧张，如果医院也趁机涨价行吗？当然不行。上世纪80年代，上海甲肝大流行，板兰板成了奇缺物资，当时也确实有一些医院和药店趁机对板兰板制剂进行涨价，结果都受到了惩罚。

　　为什么前者可以在资源稀缺和紧张时趁机涨价？因为对紧缺物资随行就市，随时调整价格，依据的就是市场消费中的市场经济理论，这样做并不违反《消法》的“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而对医疗服务来说是决不允许这么做的，因为它执行的是《执业医师法》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专门规定。而这个专门规定，对医院和医师的职业道德要求是远远高于《消法》对经营者、生产者的要求的。

　　《条例》规定的医疗事故赔偿实际上远高于市场消费的“双倍赔偿”

　　基于同样的原因和理由，《消法》的“双倍赔偿”原则显然也是不适用医疗赔偿的。

　　事实上，《消法》第四十九条所规定的“双倍赔偿”，是一种惩罚性的单一赔偿制度，即适用了“双倍赔偿”后，便不再对消费者的交通、误工、精神抚慰等损失进行赔偿。而现行的医疗赔偿，其项目有13项之多，其赔偿总额一般都远远超过了《消法》规定的“双倍赔偿”。可见，医疗赔偿若适用《消法》的“双倍赔偿”规则，对患者是不利的。

　　提出《消法》调整医患关系并非“重磅炸弹”

　　对于《消法》是否可以适用于医患关系，国内已经讨论过无数次了。张秀娟代表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并非什么“重磅炸弹”，而是又一次“低水平重复”。在经过无数次的讨论之后，这一观点始终未被采纳，说明在学术界对此是有定论的。

　　国内著名学者粱慧星教授早在1999年12月17日就在《南方周末》上著文指出：“鉴于医疗行为的（特殊）性质，医院和医师以救治病人为目的，诊疗行为不是（《消法》中的）营利行为，医院和医生不是经营者；患者也不是《消法》意义上的消费者，因此，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不适用《消法》。”在2005年5月31日至6月1日《人民法院报》与四川高级法院联合举办的“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上，在谈到医疗纠纷处理上的“二元化”问题时，梁慧星教授再次强调：“要尽快使我们社会的思想统一到《条例》的政策精神和具体规定上来……首先做到概念统一，统一于‘医疗事故’这个法定概念……我们的分歧，实际上就是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态度不同，对国务院制定《条例》的看法不同。国务院制定这个《条例》有多种理由，其中最重要的就有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医疗行为不是交易合同……概括起来，医疗行为不是市场交易行为，其风险不可预见。市场交易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合同对方违约，其次才是市场风险，而医疗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医疗风险，其次才是医疗过失。因此，民法理论上把医疗合同上的债务称为‘手段债务’，它不同于交易合同上的债务之属于‘结果债务’……不是以结果论责任。”

　　总之，医患利益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医患关系的立法基础是建立在高度信赖基础之上的，它完全不同于市场消费关系，后者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利益是对立的，其立法基础则建立在相互之间是不可信任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每一个人均有责任构建和维护原有的和谐医患关系，而不是损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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