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纠纷近年来呈增多趋势，医患双方甚至水火不容，矛盾似乎已成难以解开的“死结”。

　　去年以来，江苏、天津等地出现了以非诉业务为主的代人解决医疗纠纷的服务机构。在目前一直缺乏良好途径来化解医患纠纷的状况下，民间中介机构能否成为缓解医患矛盾的融合剂？医患关系何时能找到和谐回归之路？

　　今年年初，天津首家专职医患纠纷调解机构——金必达医疗信息咨询服务公司正式运行。

　　几个月来，这家机构服务对象呈现“一头冷一头热”的现象：几乎没有一家医疗机构前来咨询，而上门求助的患者却有200多人。

　　这家专业调解机构由医学和法律专家组成，至少请三个主任医师对一个患者的诊疗过程“背对背”做出全面评估，为患者提出建议。当调解程序走不通时，公司协助患者进入诉讼程序。公司同时规定，如果出现患方闹医院的状况，则解除代理合同。

　　金必达医疗信息咨询服务公司经理庞颖竑说：“患者需要专业机构的服务来扭转其在医疗关系中的弱势，我们试图将医患关系由‘专业团体-个人’转化为‘专业团体-专业团体’关系，让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协商，促进医疗纠纷公正处理。”

　　然而，此事在医疗界引起了激烈讨论。“以前有医托，现在可有专业‘医闹’了”，有医院反感，甚至激烈批评。傅浙文(天津泰达心血管医院医教研部主任)指出，目前医患矛盾本身就很激化，以挣钱为目的的公司，一厢情愿为患者，能做到公正吗？

　　石桂峰(天津北辰卫生局医政科长)认为，中介公司属于商业行为，调解不成又加重患者负担。同时业内人士对其规范也提出了忧虑，“就像一个四不象的事物，没有归口的行业，谁来规范，谁来监督？如何又能保证其专家的能力和公正？”

　　有些医院对此表示了肯定的态度。张广超(天津南开医院医政科长)说，专业中介组织介入，从事实、法律、科学的角度分析，首先能把纠纷温度降下来；第二，能够引导患者走上协商、诉讼法律或者合理索赔的路子。将法律与医学专业有机结合，有助于把医患双方激烈冲突消除在萌芽状态，平稳有效地解决医疗纠纷。

　　郭广琪(天津北辰医院医政科长)指出，医院愿意在医疗信访中与明白人接触，因为沟通起来比较容易。从目前法律现实来看，完全靠法律裁决可能难以达到预期社会稳定和案件终结的目的，患者可能并不满意而持续上访。让双方认可的调解，既符合法律规定，又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渠道之一。

　　一石激起千层浪。业内人士指出，一家民间机构的出现，能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足见目前医患纠纷的解决面临诸多障碍。

　　常年代理医疗纠纷案件的于志宏说，医患纠纷中，患者个人面对的是医院专业团体，力量不对等和信息不对称，往往造成不公平的结果。

　　当医生对患者家属范金波又说了一堆专业术语的时候，他感觉头脑一阵眩晕，“医生这次说的与以前不同，说是世界最罕见的迷喱综合征让我们赶上了”。

　　范金波(一位40多岁的天津人)自从妻子生病手术以后，就陷入了无尽的苦恼之中。妻子入院时只不过是普通的胆囊炎和胆结石，手术前全面检查也都没见异常。但是，手术后妻子持续的痛苦以及医生间有关手术做坏了的传言，让他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让范金波更疑惑的是，当他提出查看手术录像时，被告知“设备坏了”；“手术纪录不在医政科，而在主刀大夫口袋里”；手术治疗志愿书在术后被院方涂改，笔迹明显不同。

　　“手术后，院方没有跟我们主动解释过，我们一次次询问时，医生之间相互推诿，说法互相矛盾，讲一大堆专业术语，我们既听不懂，也没法插话。”范金波说。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一方面，在医疗资源争夺激烈的状况下，不少医院打出大包大揽的广告，满口承诺，而出了医疗纠纷后，往往凭借专业知识的垄断，把责任一推了之。而患者在了解医疗专业信息方面具有先天弱势，“知情权”的缺失使他们的维权道路“处处碰壁”。

　　目前的医疗鉴定中，通常不是对医院行为全面评估，而是遵循不诉不理的原则。由于患方普遍缺乏医学知识，在申请鉴定时无法“切中要害”，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导致维权失败。

　　医疗专业具有特殊性和风险性，相当多的医疗纠纷是由于医疗过程和结果同患者的期望不符引起的。专业障碍导致信任缺失，使医院与家属难以沟通，成为院方解决医疗纠纷最头疼的问题。卫生部日前一项调查表明，超过半数的医院职工认为，医患纠纷的最主要起因是沟通不足。

　　从事了十几年医政工作的张广超(天津南开医院医政科长)说：“我曾接待一个患方56次，才达成协商结果，医生向不懂专业的家属说不清楚，家属听半天也搞不明白，双方态度都不冷静，非常容易激化医患矛盾。”

　　记者了解到，目前到金必达医疗信息咨询服务公司求助的患者，多数是解决纠纷无望，医患矛盾比较激烈的。由于种种障碍，很多寻求法律救助失败的患者无奈下选择了“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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