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平谷区近日宣布在京城首家试点启动公费医改以来，盛赞之声接连不断。其实，平谷乃至北京的动作已经滞后。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北京、广东和中央直属机构是公费医疗改革的最后“堡垒”。
据介绍，自199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至今，全国陆续已有90%左右的省份完成了公费医疗制度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接轨。
据了解，在北京市公费医改试点启动的同时，广东省直机关单位公费医疗改革办法也正在“研究之中”；而中央直属机构的公费医疗并轨方案在“两年前就出来了”，但由于操作过程存在颇多争议，正式出台时间仍在商讨中。
“北京的滞后具有特殊性。”首都经贸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保险学会理事朱俊生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的事业单位数量较多，财政状态又一直相当不错，这可能是北京迟迟不愿启动公费医改的主要原因。
首都经贸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保险学会理事朱俊生对本报记者说：“北京市平谷的例子比较特殊，因为它总体上还是属于增量改革，因此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但就全市范围而言，情况可能比较复杂，比如原先由市财政承担公费医疗的单位，包括市委、市政府、市属高校等，一旦改革，其保障水平肯定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用何种方式去平衡多元利益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但无论是采取一次性剥夺的方式，还是运用逐步消解、遵循渐进式推行的逻辑，取消机关、事业单位公费医疗绝对是大势所趋。”
公费医疗是由国家与用人单位包揽职工的医疗费用，为职工健康承担无限责任；而基本医保只为个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障，且个人需要缴纳部分费用。因此，通常情况下，前者的待遇比后者更为优厚，但也为各级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以广东省为例，据该省劳动与社会保障厅统计，2004年广东省直公费医疗办证人员有43000人，财政预算公费医疗费用共5844万元；然而，2004年底公费医疗实际支出4.07亿元，当年人均超支7000多元。这些公费医疗的享受者每人每年医疗开支占广州地区社会平均工资的17%。
五年过去，广东省的情况未见任何缓解，该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称，“随着刚性需求的上升，公费医疗超支情况已越来越严重”。
于是，这才有了今年广东省两会上，财政部驻广东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书记江龙炮轰公费医疗是“一人生病全家吃药，甚至是全村吃药”。他说，2008年医疗费占了该办事处预算的1/7，超过100万，“而财政部给我们的预算只有20万”。
“公费医改，不但能节约财政资金；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原则。”北京市平谷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刘忠说。
阳光之下，众生平等，而公费医疗的存在则是医疗资源分配的最大不公。中国社科院2006年的一份报告曾爆出一个惊人数字：在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但结果是什么？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等，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一个公平的社会，必然是人们享受均等社会保障的社会。大家都看好新医改中‘三年8500亿’的投入，但如果没有医疗资源分配机制的改革，投入多少钱都会变异。”朱俊生说。
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张茅近日明确表示，依照新医改框架，以后中国的医保只分城镇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及新农合医保三大类，不再有公费医疗这一说。
正因如此，日前，同样享受着公费医疗但水平等级远低于公务员的大学生群体，在“将在校大学生全部纳入城镇居民医保范围”的统一要求之下，迅速实现了制度转轨。（本报记者:陈圣莉 实习生:段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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