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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市长令”统筹协调多部门

　　“市长令”是立身之本

　　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欧阳澍终于逐渐适应了新工作。此前，他在天津市司法局负责法制宣传工作，每天忙于将书本上的法律条文向公众宣讲。一个新成立的机构改变了他的生活。2009年2月1日，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欧阳澍走马上任调委会负责人。

　　作为解决医疗纠纷的第三方机构，这个委员会和卫生局没有隶属关系，机构性质属于天津市人民调解员协会的下设机构。“不是政府机关，也不是公司企业，就是群众性的自治组织。” 欧阳澍强调说。

　　不过，这个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显然不仅仅是群众组织那么简单。2009年1月，天津市市长签署了《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办法》明确规定，2月1日之后发生的医疗纠纷，如果索赔额超过1万元的，医院无权自行解决，当事双方可申请由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这意味着，天津市政府用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明确了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的地位。在调解委员会的办公大厅里，这份“市长令”在醒目的位置占据了整整一面墙。欧阳澍说：“这就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据欧阳澍介绍，现在调解委员会由12名具有临床医学、药学、法学等方面资质的专业人员组成，还拥有由9名律师和9名司法鉴定人员组成的人才库。他强调说，委员会的人、财、物均来自政府财政的直接补贴，与医疗卫生机构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调解委员会受到了患方的积极响应。11月20日16时，记者在调解委员会看到，门外的等候区坐满了人。“咱老百姓就怕没处说理，有了这个地方当然欢迎。”刘女士说，她的一位长辈在医院手术时不幸意外去世，全家人想找医院讨说法却无处可去。在好心人的指点下，她找到调解委员会。

　　和刘女士一样，在此等候的人们多有类似遭遇，他们大多对调解委员会抱有较高期望。在一起医疗纠纷中担任患者代理人的张律师告诉记者：“调解委员会毕竟是司法局管理的，相比在卫生局处理问题，这里至少形式上更加中立和客观。”他的话说完，在座的人们一致赞同。

　　艰难起步

　　调解委员会启动之初遭遇的质疑，更多来自医院。

　　2007年，天津市也曾出现过民办的第三方调解公司。因为该公司依靠向患者收取费用来盈利，因此在立场上多偏向患方，也让医院在处理纠纷时头疼不已，甚至有过激者将其视为“专业医闹”。这一历史让医院对第三方调解心怀疑虑。

　　政府成立的调解委员会成立初始，便承诺免费调解，虽说能够保证调解者在立场上的中立，但其在评判医疗纠纷时的客观性和专业水平却受到医院的质疑。

　　“调解工作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比较困难。” 欧阳澍说，有医院院长甚至私下里抱怨：患者来闹得赔钱，多了个“和事佬”还是得赔钱，反正都要赔，要这个机构有什么用？

　　“调解不是和稀泥！” 欧阳澍边说边从身后的柜子里抽出几本书，是卫生部制定的《临床医学操作规范》、《临床医学指南》等。“我们调解的依据就是这些，再有就是法律。”

　　几个月前，调解委员会受理了一起纠纷。一名患者在天津某专科医院就诊时坠楼身亡，患者家属要医院承担责任，索赔62万元。调解委员会进行调查后发现，医院的医疗行为没有违背规范，院内的设施维护良好，公安机关反馈的死因为自杀。综合这些因素后，调解委员会认定的结论为“不予赔偿”。

　　参与该起纠纷处理的调解员告诉记者，他们遵循的原则其中有一条便是“无过错，不赔偿”。只要是依法认定医院没有责任，调解委员会便会劝说患者撤销索赔要求。

　　类似医院无责的纠纷，他们已经办理了4起。有时候调解员甚至需要给医院做工作，劝说他们要坚持原则，不要没有原则地赔钱。

　　欧阳澍说，医院的管理者都相信用事实说话。几起纠纷的处理结果一出来，医院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现在，不仅调解员的工作受到医院的支持，有的院长甚至想把调解委员会成立之前发生的纠纷也拿来调解。

　　需要合力

　　据天津市卫生局的统计显示，2009年2月以来，该市发生医疗纠纷及赔付金额的数量比往年同期均有明显下降。2008年2月～7月，产生赔付的医疗纠纷共431起，而今年2月～7月产生赔付的医疗纠纷为128起，同比下降70.3%；2008年2月～7月共赔付1205.1万元，而今年2月～7月赔付280.15万元，同比下降76.8%。

　　数据意味着成绩。但欧阳澍说，单靠一个调解委员会，什么事也做不了，关键在于政府动员了全部的力量。特别是出台《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这种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有了这个“市长令”，才能统筹协调全市各个部门，组建成跨卫生、司法、社保、商业保险等多个领域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理赔处理中心。

　　在一次调解中，欧阳澍遇到了职业“医闹”。初始，“医闹”人员气焰嚣张，宣称如果医院赔钱少于多少万就决不罢休。公安机关及时介入制止了“医闹”的暴力行为。欧阳澍再联系保险、医疗等部门联动，讨论出合理的补偿方案，最终成功调解了这起纠纷。

　　调解委员会同样得到了卫生部门的支持，天津市卫生部门专门重申：超过万元索赔额的医疗纠纷，医患双方不能“私了”，可申请由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经诉讼法律程序解决。一旦发现医院自行解决的，将对医院给予降级等严肃处理。

　　但是欧阳澍说，第三方调解归根到底依然只是治标，真正解决医疗纠纷的“治本”之策是医疗机构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和患者的沟通，在起点上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现在，他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将处理纠纷时发现的医疗隐患通过卫生行政部门告知医院，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出现。

　　“现在卫生局很重视我们的意见，一发现问题便会通报整个卫生系统，防微杜渐。” 欧阳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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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平

　　构建“四位一体”的医疗纠纷处置机制

　　今年6月21日，福建省南平市的医务人员因为不堪忍受“医闹”而集体示威抗议。这一事件之后，如何处理医疗纠纷成为南平市政府的头等大事。南平市选择了第三方调解，由政府举办调解机构。

　　11月下旬，闽北山区潮湿而阴冷，南平市医患纠纷调解处理中心负责人唐自晖却将办公室的窗户全部打开。屋里的空气非常压抑，一对在医院失去孩子的父母，在亲戚的陪同下来这里讨说法。他们要求唐自晖向医院施加压力，当天解决问题。

　　在隔壁的两间会议室里，另有两场调解正在进行，患方和医方激烈的争论声不时传进办公室。这家成立不过2个多月的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几乎每天都处于这般“热闹”的场景。“大家在这里吵，总好过在医院闹。” 劝走孩子的父母，唐自晖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前往当事医院。

　　南平市医患纠纷调解处理中心从筹备到运作只用了10天时间，显示出惊人的高效率。南平的管理者显然对其寄予厚望。在南平市政府发布的通知中，授权南平市医患纠纷调解处理中心调解处理市属医疗机构中发生的各类医疗纠纷，并受保险公司委托承担支付赔款任务。

　　作为一名曾经替患者打过医疗索赔官司的律师，唐自晖觉得现在的工作要难得多。他颇有些“抱怨”地说，调解中心一成立，最高兴的就是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单位。

　　11月18日，南平市第一人民医院人流如织，这里已经看不到“6·21医患纠纷事件”的痕迹。医院内多个科室的墙上插放医护人员照片的透明夹子已经重新放上了照片。在 “6·21医患纠纷事件”中，因为有患者家属把科室墙上贴的医护人员照片揭下来，按照片寻人滋事，各科室的墙壁上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一直空空如也。

　　“原来很大的一个负担（医疗纠纷）转移了。” 南平市第一人民医院社会工作部主任魏启林说，“当然，患者来医院吵闹也无法避免。但凡是涉及钱的问题，我们都会要求到调解中心去处理。”

　　现在，南平市正准备将人民调解模式推广至县、乡基层。11月16日，唐自晖参加了司法局组织的一次培训，重点讲解进一步规范医疗纠纷的预防和处置，构建医疗纠纷应急处置、第三方调解、医疗责任保险、医疗救助“四位一体”的医疗纠纷处置机制。参加听课的200余名“学生”是当地所有基层司法所所长和村民组织的负责人。

　　南平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调解委员会成立以来，最明显的就是“闹医院”、“闹卫生局”的人少了。对老百姓来说，医疗纠纷的解决更加理性、更加公正；对医院来说，也减少了不安全因素，有利于创造和谐的就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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