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改革之路该怎么走?破除以药补医这个深水区该怎么蹚?怎样找回医生的价值?该不该为大医院扩张踩刹车?基层改革如何避免不可持续?今年两会期间，一系列医改焦点话题引起了代表委员的格外关注，观点之鲜明，交锋之激烈，前所罕见。面对这些热点问题，拥有全国政协委员和卫生部部长双重身份的陈竺日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坦诚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医保也是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而且是更主要的投入方式。但现在基本医保的水平还较低，公立医院还承担着公共卫生服务、支援基层等任务，需要补偿。对供方的投入有利于实施政府的区域卫生规划、规范公立医院行为，以充分体现公益性。概括起来，就是“发展、公卫靠政府，诊疗、运行靠医保”。

　　今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要破除以药补医机制，院长们最关心的是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后，政府的财政补偿能不能到位。

　　陈竺说，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也要看到各种有利于改革的因素：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3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物质基础，近三年医改形成的良好势头和基本经验，各地党委和政府对医改的认识在不断提高等。卫生部在选择300个县试点取消以药补医机制时，考虑的最主要条件就是当地政府是否对公立医院改革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同时具备较好的工作基础。

　　具体到政府对于公立医院的支持，陈竺认为，政府直接拨款其实是一个小头，目前大约占到10%。大家应该看到，医保也是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而且是更主要的投入方式。

　　陈竺说，政府直接拨款给医院，让医院免费或低收费向老百姓提供服务，这是前苏联卫生体系和英国的国民健保体系采用的模式，但国际上越来越成为主流的是欧洲大陆发端的卫生筹资模式，即政府财政或政府通过立法组织社会资源投向需方，建立医疗保险制度，而这些资金最后也都流向了医院，实际是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转移支付。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医院要通过提供服务的质和量，从医保来获得补偿，从而避免了“养懒人”、“大锅饭”;二是在多数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又可通过管理医保而有效管控医院行为。当前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筹资模式一定程度也借鉴了这条路径。

　　针对“政府拨款只占医院支出的10%，剩下的90%要靠医院自己在市场上打拼”的说法，陈竺认为其实这个说法已经不对了。随着医保筹资水平不断增长，医保支出已成为公立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例如，在多数县医院，50%左右的收入来自于新农合。所以在看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的时候要算两笔账，一个是直接拨款，一个是从医保获得的转移支付。

　　陈竺说，现在基本医保的水平还较低，同时公立医院还承担着基本医疗之外的任务，如公共卫生服务、教学、科研、支援基层等，所以只补需方是不够的，供方也要补。更重要的是，对供方的投入也有利于实施政府的区域卫生规划、规范公立医院行为，以充分体现公益性。所以，财政拨款要增加，要真正按中央医改文件精神把公立医院的基础设施、大型仪器设备、离退休人员工资、医院承担的公共卫生任务等全额承担下来，而医院日常运行需要的经费应该主要从医保中获得。概括起来就是“发展、公卫靠政府，诊疗、运行靠医保”。“十二五”期间除了要将县级综合医院基本建成二甲医院外，国家和地方政府还将按规划和标准建设一批国家级、省级、地市级的区域医疗中心。这种“宜需则需，宜供则供”的投入模式，是医改确立的我国公立医院筹资补偿机制的一个特色。到“十二五”期末，我国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保的筹资水平可能会达到450元以上，而这些都是医院的潜在收入。他希望医院院长和广大医务人员从医院收入增长幅度中能够意识到，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近年来真的是大大提高了。

　　破除以药补医机制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理顺医疗服务价格，可以由发改部门和卫生部门协商来做，原则是不增加群众的就医负担。同时，要引入先进的支付制度，并实现全覆盖，不留空当，避免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

　　破除以药补医机制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理顺医疗服务价格，使医护人员的劳动获得合理补偿。然而，这正是许多地区面临的难点。

　　陈竺说，新农合是由卫生部门来负责管理的，同时也是县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这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县医院作为改革突破口的原因之一，因为卫生部门可利用医保的力量来加以管控，促进其公益性回归。新农合筹资水平在提升，就要考虑如何利用政府投入的增量，做好县医院改革的文章。

　　15%的药品加成是计入医院收入的，加成政策又在鼓励医院多用药、用贵药。卫生部门在管着新农合，但后者其实也在很尴尬地为虚高的药价和15%的加成报销。面对这种尴尬，陈竺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医保去改革以药补医呢?我们是不是可以不为加成报销了，而是合理地把护理费提上去，把手术费提上去，把诊疗费提上去，该设的药事服务费也要设起来，然后用医保更多地为医护技术劳务应有的价值报销呢?

　　至于该如何调整长期严重背离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陈竺认为可以由发改部门和卫生部门协商来做。比如先由省级物价部门规定可以提高哪些价格、提高到什么幅度，再由县级医院进行探索。原则是不能增加群众的就医负担，最多和改革以药补医前的情况持平。陈竺说，浙江省的做法很好，调价后增加的费用主要由医保基金支付，不仅没有增加群众负担，反而降低了他们的就医费用。既然要求今年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有5个百分点的提升，那么为什么不让这个提升朝着有利于改革的方向发力呢?其实我们还可以非常聪明地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在取消药品加成的同时进一步改革支付制度，否则还是按项目付费，就会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取消“以药补医”，我就搞“大检查”。因此，一定要引入先进的支付制度，包括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按服务单元付费等，并且要让这些先进的付费方式实现全覆盖，不留空当。在积累了两三年的基础数据以后，还可以设计更合理的总额预付制，比如年初先付给医院70%，随后分期支付，年终结算时如果医院有结余就奖励;如果超支了，而且是不合理的超支，下一年就要减少预付额度。

　　革除以药补医绝不是“孤军深入”。只有我们勇于首先改革自己，才能得到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理解，才能得到兄弟部门的支持。医院收入总量不变，如果把药品采购价格压下来，医院增加的结余可以投入再发展，支持科研教学，改善医务人员待遇。

　　仅仅是取消15%的药品加成，并没有真正触动药品流通领域的利益链条。在保证不增加群众就医负担的前提下，只能小幅调整医疗技术服务价格，这样对医务人员的激励作用就会十分有限。

　　陈竺认为，取消15%的药品加成只是取消以药补医改革路线图的第一步，先让公立医院摆脱对药品收入的依赖。以前医院哪怕知道药价是不合理的，也是乐见其高，但取消加成政策以后，医院的行为马上就会转变，医院要控制成本，就会乐见药价低。当然，前提是必须承认医院的收入总额是合理的，只是结构不合理。接下来，我们才能够和有关部门联手对药品的中间环节下重手治理，因为这样做不会影响医院的收入。医院收入总量不变，如果把药品采购价格压下来，医院的结余就增加了。增加的钱干什么?用于投入再发展，设立人才基金，支持科研教学，改善医务人员待遇。就是要把中间环节的这些水分压出来，变成医院堂堂正正的收入，让医务人员有尊严地获得。

　　陈竺说，中间环节里的确有一部分进了医务人员的腰包，成为灰色收入，一些大案要是查出来，犯罪人就会身败名裂，机构也会背上骂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要革除这个弊病，而且要快点改，因为它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引起医患关系的强烈扭曲，严重腐蚀我们的队伍。取消以药补医绝不是在和医务人员过不去，而是在从根本上保护这支队伍。

　　为什么会出现少数医务人员接受灰色收入而不以为过?陈竺认为除了医德医风建设一度滑坡之外，一个潜在因素是我国医务人员的收入的确偏低，少数医务人员因心理不平衡、经不住诱惑而误入歧途。“说实在的，没有多少国家的医务人员相对收入如此之低”。有一种说法是基层医生收入要和事业单位的平均水平衔接，也即和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教师收入挂钩。陈竺说，很难理解把医务人员收入作如此简单比较，因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的培养周期长，劳动强度大，职业风险高，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在我们国家直到现在相关的认识问题都还没有完全解决。

　　但是，陈竺认为，首先必须要把灰色收入的黑洞堵住，否则社会不能理解，有关部门也会对增加投入有顾虑，这就是为什么今年年初卫生部喊出了“革除以药补医”的最强音。这绝不是什么“孤军深入”，因为只有我们勇于首先改革自己，才能得到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理解，才能得到兄弟部门的支持。

　　公立医院改革顶层设计还是有的，就是先易后难、先基层后中心、先农村后城市。我们的国家很大，各地情况不同，找到一个“一刀切”的模式比较难。我们不主张脱离卫生行政部门去搞只管保值增值的医疗资产管理机构，因为公立医院是卫生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而且责任非常重大，不能完全脱离大卫生系统。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