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河南省信阳市境内，公路两边不时可以看见红瓦覆盖的单层小别墅式样的村卫生室。这些村卫生室很好识别，它们的建筑式样基本一致。医改不仅改变了村卫生室的外观，随之而来的新农合报销政策调整、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及一般诊疗费，也如大潮一般对村医原有的生存模式产生了冲击。

　　伍宏会对自己职业的理解就是“不能想着赚钱”。在他的记忆里，这辈子就没有赶上赚钱的时候。

　　4月中旬，在信阳市十三里桥乡叶湾村卫生室，村医伍宏会正在给一位老人进行输液治疗。这个村卫生室位于半山腰的一块空地上，山腰以下便是叶湾村人口主要聚居的地方。

　　2009年年底，根据当地政策安排，伍宏会与村里的其他两名村医共同集资筹建了这个标准化卫生室，前年一个村医因为年龄大便退出了，后来另一名年轻点的村医也退出了。

　　“现在卫生室就我一个人。”伍宏会今年59岁。他打开诊疗室的抽屉，抽屉里密密麻麻散放了一堆五角钱的硬币及纸币。

　　伍宏会解释说，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及一般诊疗费制度后，根据河南省的规定，村医每看一次病只能向患者收取5角钱，久而久之，黄澄澄的五角硬币便铺满了抽屉。

　　伍宏会的儿子在郑州市工作，家中只剩下老两口。伍宏会对自己职业的理解就是“不能想着赚钱”。“我从1977年就开始做村医，从来没收过出诊费。你说，邻里乡亲的，这收钱怎么说得出口。”

　　在伍宏会的记忆里，他这辈子就没赶上赚钱的时候，“之前是赤脚医生，大家算工分;改革开放后，村医算是个体经济，但这里经济又落后。也就是新农合刚开始实行的那几年还算好。”伍宏会回忆，那几年看病的村民多一些，村医也没有这么多的政策限制，收入提高了一点。“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及一般诊疗费制度后，就有点不行了。去年，大概领到手的政府各项补助为15000元左右，这也是全部收入。”

　　去年王城以每份0.5元的价格雇人写健康档案，然后自己再花1个月的时间将档案录入电脑，工作量太大了，自己搞不定。

　　在十三里桥乡青石桥村，村医李光喜与其他两名村医的卫生室坐落在一处山坳里。这个地点颇为偏僻，离村民主要的聚居点有一段距离。村卫生室平时总是铁门紧锁，李光喜在这里坐诊的时间并不多，与同事更多选择出诊的方式为村民看病。

　　对这个村卫生室，李光喜相当不满意：“位置太偏，村民不愿意来，老人来看病还得爬坡就更危险了。”当初，他与同事各自筹资四五万元，买了地皮，根据要求盖了房子，虽然政府财政补贴了3万元及价值1万元的设备，但对这笔投资李光喜觉得还是有点亏。

　　“村医干多少活拿多少补助，这有什么好说的。”李光喜不愿谈个人收入，反正自己也说不清，光记得到卫生院签了几次字，有时候领到几百元，有时候领到一两千元，回来与同事平分了事。他更愿意展望未来：“如果国家政策对村医的限制不这么多，在行医范围上放开一点，卫生室的境况会更好。比如，一些简单的化验、测血糖、测血常规，卫生室也可以做嘛!这里离卫生院那么远，可以方便很多村民。”

　　给一名妇女输完液后，李光喜锁上铁门准备回家，家里的两三亩山茶正等着采摘，“生活还得靠这几亩茶叶地，过几天再采茶叶就不行了。”他说，采茶叶还得雇帮工，一天的工资最少70元。在村卫生室门口，他突然抬头叹了口气：“我们村医都是说谎的人呐!”

　　在十三里桥乡的另一家卫生室，听了村医王城(应要求化名)的介绍，才明白李光喜关于“说谎”的哪句话的意思。王城说，去年他以每份0.5元的价格雇人写健康档案，然后自己再花1个月的时间将档案录入电脑，“不知道今年是否还要请人，工作量太大了，自己搞不定。”

　　在给村民看病方面，王城说：“基本所有卫生室都在私自定价，比如我这里输液一次收费30元，跟其他卫生室比不能高也不能低，要有竞争力。我当然也想按国家政策给村民看病，但国家给的补助太少，如果不加价我又怎么能生活?”

　　“儿子几年前就想辞了村医不干，我死活拦着，他父亲干了30多年村医，我们就算不赚钱也赚个村里人的认可。”

　　“你是记者吧?你可得给我们好好反映反映，现在村医基本没法做了。”在河北省故城县坊庄乡大月庄村，王妈妈指着她那当村医的儿子王跃对记者说，“要不是我要求他坚持做下去，他老早就不想做了。”

　　王跃今年33岁，1999年从当地卫校毕业后，继承父亲的衣钵当做起了村医，他是记者在当地见到的最年轻的村医。王跃的父亲当了30多年村医，在村里有口皆碑，村民下地干活有个头疼脑热都找他。

　　“别看家里盖了房子，买了汽车，那基本都是儿媳妇在国外打工赚回来的。”王妈妈说，“儿子几年前就想辞了村医不干，到外面打工，我死活拦着，他父亲干了30多年村医，我们就算不赚钱也赚个村里人的认可。”

　　在王家院子的前面有一排平房，暂作王跃的卫生室，临着土路一面的墙上挂着“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的牌子。打开房门，里面的杂什、药罐放得满满当当，一条晾衣绳从房中间拉过，上面挂着小孩的衣物、鞋袜。王跃说：“从去年年初开始，村卫生室就不能报销新农合了，平时就没多少人来看病。在这里也就卖点零碎药片。”

　　“现在，来买药的人也少了，都到药店去买，那里的药卖得比俺们这里便宜。俺们卖药还是加价15%，跟着国家政策走。”就在王跃指着那台覆满尘埃、县卫生局配的电脑的当口，一名农妇拿着一元钱进来买止疼药。王跃接过一元纸币，转身旋开一个大药罐子，从里面数出24片药，用纸包好递给农妇。

　　“赚个几分钱吧。”王跃笑得不好意思，一天下来也有几块钱的进账。去年，他从卫生院领到了5000元的基本公卫补助，这是他最大一笔的进账。“之前几年，做公卫服务每月赚200元，去年才涨的。除此之外，哪有什么补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