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卫生部拟出台医患签协议拒绝“红包”的规定引发热议，有人认为可以遏制不良风气，也有人认为这是“走形式”。对此，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日前回应，在解决体制机制等根本性问题的同时，采取一些有效手段综合治理红包，是有必要的。

　　一直以来，医疗领域的“红包”现象令公众深恶痛绝，往往又无可奈何，陷入了患者不送不安、医生不收不行的怪圈。实际上，治理“红包”的举措也并不少见，但为什么还是收效不大?

　　治病把脉，要找准病根、对症下药。疗治“红包”现象这种社会顽疾，更需科学分析病理成因。正如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所指出的，在当前社会大背景下，“红包”问题非常复杂。红包送得积极踊跃、收得不亦乐乎，其中一个症结就是职业道德底线的泯灭、社会价值观出现了错乱。医患签反红包协议，表明了是非善恶的价值立场，对双方都是一种道德约束，有其积极意义。

　　但是，仅凭一纸桌上协议，显然难以解决沉疴已久的桌下问题。“红包”现象之所以泛滥且顽固，有道德层面的问题，但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不良利益格局的推动。长期以来，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被低估，得不到合理的报酬，出现“脑体倒挂”现象。尤其在以药养医的体制性弊端下，不仅医院的经营收入，而且医生的个人收入也畸形地依赖市场规则。

　　由此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医生不能专心致志救死扶伤，而要将其业务行为与经济收益挂起钩来，这既导致了乱开药、大处方、过度医疗等问题，也为“红包”的存在提供了利益土壤。正是因为这种灰色收入成为一些医务人员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乃至“大头”，使得坚固的利益格局，不仅化解了职业道德宣传教育的力道，也抵挡了种种治理措施的冲击，收红包逐渐成为一种“闻着臭、吃着香”的潜规则，没送红包的患者心里惴惴不安，讲医德、不收红包的医生反而成为另类，因为拒绝红包而被打骂、被排斥的“良心医生”更是时有所闻。

　　因此，治理道德问题的签字协议，难以承受“红包”利益之重。治本之策，还在于深化医改，破解“红包”背后的不良利益格局，建立体现公平正义的利益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在卫生部、国务院医改办等五部委联合下发的今年公立医院改革工作的文件中，强调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提高一线医务人员收入，这些举措其实更值得期待和落实。总之，以利益的重构为基础，辅以道德的重建，进行社会价值和文化的再造，才能收到综合治理之效，让“红包”不再成为医患之间的心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