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患者伤害医生的事件不断发生，在医务人员群体中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影响。有医生说，医生已成为高危职业，年轻一代不愿做，“20年后将再没有医生”。话虽夸张偏激，却反映了部分真实。一位急诊医生告诉笔者，他是家里第四代医生，但不会让孩子从医，不然就是对他不负责;上海数家医学院也传来消息，招不满、招不到好生源。

　　——摘自 《明天谁来当医生》(刊本报今年5月18日第7版)

　　责任险可化解“赔偿难”

　　记者：很多医患纠纷，缘于医疗效果不佳甚至失败，而导致纠纷难以解决的关键之一，是医患双方对是否赔偿、赔偿多少相持不下。有没有一种制度设计，可以有效规避医疗风险?

　　上海交大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张滨：国际上，医疗行业被公认为高风险行业。一旦医疗缺陷发生，为了更有效地补偿患者，同时给医生较稳定的职业保障，不少国家推行一种特殊的责任保险——医疗责任险。简单说，就是医生或医院投保缴费，发生事故或意外后，由保险公司赔付患者。

　　南汇中心医院院长余波：医责险在国外已推行数十年，投保极为普遍。我认识的国外同行几乎都买了保险。在美国，很多州强制医生必须买保险，有的执业医生年收入的三分之一都用于投保。虽然代价很高，但美国医生都认为值得，因为一旦出现医疗事故，赔偿责任就落到保险公司身上，不会发生国内患者来医院吵闹的现象，医生可以专心治病，放心行医。

　　浦东新区医调办负责人涂建设：在医患纠纷调解过程中，最头疼的就是赔偿难，很多责任明确的案例因此久拖不决。而国外成熟的医责险制度，较好地解决了赔偿资金来源和理赔渠道，医患纠纷相对国内要少很多。

　　张滨：医责险不仅保护医生。在欧美，保险公司会对投保医院和医生进行严格审定，从业人员素质太差的医院会被拒保，医生如果出事，次年的保费会大幅上升——这种间接的监督和敦促，对提高医疗质量无疑大有裨益，最终受益的是患者。

　　医责险不能“纯商业”

　　记者：据了解，上海从2002年就开始实施医责险，但为什么没有产生国外那样的积极效果，医患纠纷还是越来越多，甚至冲突越来越激烈?

　　余波：目前我国推行的医责险还很不完善。首先是险种单一，多数保险公司只承保医务人员因过失造成的人身损害，而对于医疗意外产生的损害赔偿一般不在承保范围内。其次是赔偿限额低，单个案例最高封顶赔偿限额30万元，一家医院一年累计赔偿最高限额为200万—300万元。上海一年的保险总额只有4000多万元，与实际支付额相差甚远。此外，理赔过程也很繁琐。所以，纠纷发生后，大多数还是医院和患者私了，医责险并没有发挥将纠纷引出医院的作用。

　　张滨：这个问题要两面看。医院觉得投保未得到理想中的保障，没有积极性;保险公司则认为现在医患纠纷不断上升，赔偿越来越高，风险太大，不愿意扩大承保范围、提高保额。

　　余波：所以，有必要改变目前医责险纯商业运作的模式，建立公益性质的医责险制度。建议由管理部门牵头组织招标，组成由多家保险公司参与的共保体，税务部门适度减免税费，保险公司则按照“公正公平、保本微利”的原则确定经营理念，降低经营成本，提高保额，真正发挥“保险带”的作用。

　　涂建设：理赔方式也可进一步改善，并与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无缝对接”。签订调解协议书时，保险公司应在场，直接理赔，而不通过医疗机构当事方账户支付。这样，赔偿瓶颈打通，医患纠纷处置一定顺畅不少，对从源头上减少纠纷发生也能产生积极影响。

　　病人也应当“保意外”

　　记者：据了解，现在申请医疗鉴定的案例中，最终结果不属于事故的占了绝大部分，多为不可避免的并发症或意外。对医院来说，医疗缺陷是概率事件，总会发生，但对患者来说，概率落在自己身上就成了百分百，人财两空。怎样有效地保护患者的利益?

　　张滨：除了医责险提供补偿外，还可以探索研究建立医疗意外险的可行性。也就是说，患者在接受有较大风险的治疗前，要求购买意外险，如果发生不良后果，不论是否责任事故，都可以获得赔偿。

　　记者：听上去像交强险?

　　张滨：对，医疗意外类似交通事故，属于“风险预期必然会发生”，事实上现在手术前本人或家属要签知情同意书，如认可“麻醉风险是万分之一”等，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个前提下，借鉴交强险设立医疗意外险，完全合情合理。我估计，如果医疗意外险普遍推行，患者有了经济上的合理保障，医患纠纷会因此减少九成，医疗环境会大为改观。

　　记者：这是不是把医疗风险全部推给患者承担，产生新的不公平?

　　张滨：确实，当前国情下，医疗风险令医患都防不胜防，与整体上资源不足、技术水平不高脱不了干系。为了维护公平，医疗意外险不能都由患者掏钱，政府、医院都要支付一部分。也就是说，多方筹资投保，多方共担责任，最终多方共赢。

　　涂建设：要提醒的是，保险并不能解决医患之间的全部矛盾。政府应当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投入，增加资源供给，改变目前医生太忙太累的局面，这是减少纠纷的根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