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信任危机是社会制度长期运行的结果，是中国传统的“无限责任意识”与当代社会新形成的“有限责任意识”之间矛盾与冲突的体现。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宗法制为基础的血缘社会，人们重视基于血缘的亲密关系。作为子女，他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在无形中就会对他们产生负有无限责任的意识，他们也会很自然地接受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爱护和付出。这种基于亲密关系而形成的“无限责任意识”深深根植于人们的思维方式中，并且延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医患关系。随着时代变迁、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文化转型，人们对医患关系的定位认识走向了“断裂”。“有限责任意识”就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意识。医生执着于这种新的“有限责任意识”，而患者则仍然固守“无限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的差异带来了医患间的信任危机。显然，医生的“有限责任意识”是导致医患矛盾、冲突的主要方面。因此，要消除医患矛盾、克服医患信任危机、构建医患和谐与信任关系，必须全面深入地分析医生坚守“有限责任意识”的真实原因。

　　法律制度强调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意识”产生于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现代法律规范体系。市场经济在带来各种物质优越的同时，促使人们开始寻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争取自身权利、维护自身利益。当代社会强调明确的责任划分、严格的制度遵守，同时法律赋予每个人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医生在明确的医疗责任划分中，将应用专业知识救治病人作为自己的责任，并在其中找到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点。这就导致一些医生以解决病理问题并获取满意收入为荣。这就形成了患者埋怨医生与自己沟通不足、态度不佳，而医生则埋怨患者要求过高、不明事理的困局。

　　教育制度培养有限责任意识

　　“有限责任意识”贯穿于医生成长的各个阶段。在基础教育阶段，现代社会采取的是有限责任教育的方式。基础教育偏重书本知识的灌输，坚持成绩优先的原则;教育工作者以教授学生获取知识、取得优异成绩为有限责任，这样教出的学生缺乏社会整体责任感，仅仅把提高自己的成绩作为自身学习的有限责任。一种以最明确的付出方式换取最大化利益的思维在基础教育中被深深埋下，成为日后“有限责任意识”的种子。在高等教育阶段，有限责任的教育方式依旧明显，更加注重学科专业化、集中化、体系化。医学高等教育以教学和考试两大传统体系为主，辅助开设各种医学实验课程。专业教育主要以医用尸体、标本为主，学生面对冰冷的书本、各种器械和实验专用“对象”。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习惯了把医学对象看成简单的病理体，而不是个体的人。因此，学生成为正式医生之后，患者对他而言就是一个病理符号，而医生的诊疗过程就是将自身的医学知识在患者和各种医疗器械的检查结果中运用的过程。反复的“医学对象”实验及先进的医疗器械，使得医生面对患者时惯性地把患者当成病理案例，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发生了异化。

　　分工体制强化有限责任意识

　　医生的有限责任意识在职业生涯中被不断地强化，在医疗体制规范中被不断巩固放大。明确的医疗责任划分、严格的医学治疗分工、超负荷的高工作量，都促使医生用有限责任的工作准则面对患者，把患者视为一个病理符号。机械性的诊疗状态也让很多医生失去耐心，忽视患者作为医患关系中弱者的焦虑、期盼的心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为一些医生的心态。越来越多的医生呼吁“社会对医生的期望太高了，医生也只是社会中的普通一员，所能承担的责任也是有限的”。

　　有限责任意识的形成，还受到家庭、市场等多种社会制度的影响。因此，医患信任危机是社会运行机制不协调的结果，是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解决医患信任危机，不仅仅需要改变医生对患者的“有限责任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制度、体制等方面的调适以实现社会对有限责任状况的适应。因此，医患关系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异常艰难而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