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3年医改下来，已经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对于他来说，目前最现实的是把他的1万元“年薪”要回来。

　　“医改”这么大的概念，和作为乡村医生的杭树怀似乎距离很远，虽然3年医改下来，已经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对于他来说，目前最现实的是，把他的1万元“年薪”要回来。

　　“1万块钱，主管副旗长过问了，都要不来。”66岁的杭树怀颇为不解，自己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盘井镇做了20多年乡村医生才等来“年薪”1万元的待遇，却难以兑现。

　　“究竟是不是1万块钱?怎么拖了3个月也不发?还有前年的两千块钱也没发。”3月14日，由于此前和公其日嘎中心卫生院院长郝永柱沟通无果，杭树怀等乡村医生找到鄂托克旗副旗长山丹反映问题。

　　其实这1万块钱是补贴。过去，他们每年从旗卫生局领取几百元的补贴，前几年这一标准变为2000元。去年，中心卫生院和大家签了聘用合同，但上面并未注明具体报酬数额，只是旗卫生局和郝永柱都口头告诉大家，今后每年会给1万元。

　　但2012年初在中心卫生院的会议上，院长郝永柱宣布，由于十位乡村医生都未能完成前一年的工作，钱要暂缓发放。

　　会议上，便有乡村医生提出抗议：未完成工作主要是“村民健康信息表”的填写，这项工作此前中心卫生院并未强调，且实际情况复杂，想要短时间内完成有很大难度。“草原上各个牧民住户相距甚远，跑一趟油钱谁出?还有不少人外迁、外出，很难检查统计。”

　　其实多数乡村医生认为“讨薪”不妥，毕竟，大家还要和中心卫生院签聘用合同，而且在那份两页纸的聘用合同上，除了一再注明乡村医生要负责的工作内容外，并没有提及报酬，聘用有效期则为一年。因此，乡村医生们不想和中心卫生院有什么不愉快。

　　“如果不聘用我们，他们也再难找到其他人选，除非把补贴提高很多。”一位未参与“讨薪”的当地乡村医生告诉记者，由于收入低，年轻人不会考虑入村行医，而中老年人群中，目前每个乡村医生几乎都是当地唯一选择。

　　杭树怀他们多数一边放牧、种地，一边从医，“种地、养羊一年三四万元，卖药、看病一年最多1万元。一个电话打来，我就骑摩托过去，风雨无阻。”

　　向副旗长“讨薪”后不久，旗卫生局一位副局长亲往公其日嘎中心卫生院过问此事。杭树怀他们得到通知：先发2000元，待填表工作完成后，再发另外的8000元。

　　公其日嘎中心卫生院院长郝永柱也承认，即使补贴涨到了1万元，依然很低。当地牧区一个乡村医生往往要服务几千人，出诊动辄几十里，油费加上冬天取暖的费用，支出不小，最终所剩无几。

　　“管不了，因为他们不属于编制，也因为给的钱少。”郝永柱称目前十个乡村医生中，完成村民健康信息表最多的也不过几十份，很多乡村医生抱怨这项检查、填表的工作费时、费力、耗钱。

　　“一年给一万!许多乡村医生想都不敢想!”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模范乡村医生马文芳对记者说，相比杭树怀的万元“年薪”，全国一百多万乡村医生中，更多人只能拿到一年两三千元的补贴。

　　作为人大代表中唯一的乡村医生，马文芳已经连续多年在两会中呼吁提高乡村医生待遇，也亲身见证着乡村医生待遇的改善，但他认为相比于民办教师，这种变化依然显得不够给力。

　　瓶颈出现在身份问题上。目前乡村医生并无编制，而是以“个体户”的身份存在。但从发挥的效用来看，他们往往又承担着基层防疫、医疗、保健、协助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等工作，可谓重责在肩。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人力资源部部长郑岩在微博上如此评价这一人群：“真正的医生是乡村医生，未病先防做得最好。他们往往也是村里面的小能人。致敬!”

　　“在过去的乡村里，乡村医生的地位比村长还要好，大家很尊重，但是收入又往往比普通村民还要差。” 马文芳告诉记者，城市中“以药补医”的办法，在乡村里往往会变成另一种情景：由于和患者相邻，药价一般都会很低，而且常会有大量赊账，这直接降低了乡村医生的收入。

　　近年来，全国多地调研发现，收入低、老龄化、后继乏人是这一群体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马文芳认为这不仅增加了村民看病难题，更威胁到农村卫生服务网络的安全。

　　由于新医改要求施行基本药物制度，目前，当地正在推行“平价销药”，计划让乡村医生以进价销售药品，然后由政府按照所销售药品总额给予15%的补贴。同时，所有药品集中供应，以确保用药安全，价格统一。但当地的乡村医生似乎并不看好，他们认为过去的补贴都不能如期发放，“平价销药”先卖后补贴，一旦补贴迟到，则会给原本就资金紧张的村卫生室带来灾难。

　　“我倒觉得是好事，我们现在卖药，乡里乡亲的，也挣不到几个钱，不如政府补贴，我们医患双方都受益。”杭树怀唯一担心的是这个办法，如何在技术层面实现切实可行，“不能我们卖了药，政府不给钱。”

　　调高补贴标准，显然不是解决目前村医困局的最佳办法。鄂尔多斯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透露，有关部门也探讨过将乡村医生“转正”的各种可能，但这一群体在文化程度、专业知识上与城市医疗队伍存在落差。“他们经验十足，但如果因此跳过文凭、资质等考核，显然不合规定。但如果不给村医一个更好的身份和待遇，农村的医疗卫生空缺就会出现，空缺一旦形成规模，届时产生的连锁影响将会是灾难性的。”

　　在国家医改思路中，针对乡村医生，主要有两项：加强管理和提高医疗水平。对杭树怀他们而言，感受最深的则是上世纪90年代组织的大规模考试，他们也通过那几次考试取得了乡村医生职业资格证。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医改声音进一步高涨，卫生部发文要求在2010年以前，乡村医生要拥有助理医师执业资格证(相比于医师职业资格证，前者可以低学历参加考试，但专业难度并不低)。

　　但杭树怀他们没有被组织参加这样的考试。“根本没必要组织，他们没一个能考过。”鄂尔多斯市卫生局相关人员称，卫生部意在通过这一“资格提升”，来为乡村医生“收编”提供可能，但现实情况却是，全国百万乡村医生中，能够获得助理医师资格证的不到一成。

　　杭树怀发现过去几年中，他参加的培训次数也在大幅度减少，2011年甚至只开了两次会，却没有任何培训内容。“你说我们过不了资格考试，那你更应该培训我们才对啊。”

　　“收编不现实，他们没有资格证，不符合规定。”公其日嘎中心卫生院院长郝永柱告诉记者，目前的合同工办法，已经属于法规允许内最大的突破了。

　　身份、收入，前者是历史的欠账，后者则是给未来的铺路。“只要收入能够提高，每年那么多医学专业毕业生，他们会来农村的。而我们这些老伙计，也能过几年好日子。”杭树怀认为，今年两会中提出的提高乡村医生福利、待遇，是一个更为实际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