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

    虽然医患关系在哪个国家都是难事一桩，但是这样严峻的局势仍然让外国医生感到惊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皮肤科教授Gerald Lazarus在中国某大学做客座教授时就见到过他所谓的“不可思议”的情景——

    那是个神经外科医生。他的病房里有人吵架，他赶去处理。一名年轻人的父亲刚刚死于脑瘤。当儿子的因为迟迟拿不到父亲的X光片而大骂护士。这位医生过去劝他，结果他拿起镜子向医生丢去，切断了医生胳膊的韧带、神经和动脉。这对一位外科医生来说，如果治疗不好，就等于职业生命的终结。

    这对Gerald Lazarus来说并不常见，但也不难理解。可是，案子往后的发展却让他觉得“耐人寻味”了——因为支持医生的人远赶不上反对他的人。事件经过报纸和电视报道后，人们的情绪更加偏激失控。

    北京一家媒体援引一名居民的话说，医生挨打活该，因为他们只想赚钱，不管病人死活。中文网站聊天室里充满声讨医生和医疗界的帖子。

    9个月后，法庭判给那个医生26546元，作为对他的补偿。打他的人被判有罪，判处一年徒刑。Gerald Lazarus认为，判罚显得太轻了。他问一位同事，这是不是陪审团审判的？同事听了大笑说：“如果有陪审团，他会被判无罪的，因为医生遭人怨。”

     Gerald Lazarus因此认定，在中国行医是危险的，中国医生“非常可怜”。尽管如此，对中国大部分医生来说，除了偶尔发发牢骚外，他们只能选择面对每天一拨儿又一拨儿排着长队的患者。

    假如自我保护成为行医第一原则

    一名姓董的年轻医生抱怨说，和国外相比，中国的医生不但辛苦，而且收入很低，在发生医患纠纷时，常常得不到保护。“医院领导躲得远远的，生怕误伤；医务科出面对患方说小话，无论有没有责任都自觉理亏；出现赔偿，医生护士自掏腰包；赔完钱，本来没责任，也会被认定有责任。如果患者打人，医院保卫科一般不敢上，甚至有的警察也看热闹。”

    在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中，44％的受访医师认为，一些人民法院对医疗纠纷的处理显失公正，并且八成以上的人称“媒体对医疗纠纷的报道不客观”。

    这种情绪正在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当一些医生感觉到一只脚在病房，一只脚可能踏进牢房时，他们也许会视患者为“对手”，在治疗活动中将自我保护上升为第一原则。

    一名资深医生曾经告诉记者：“我和我的同事，在平时的工作中，满脑子就是尽量不要干什么事情，尽快把病人打发走，别在我这里闹事就行了。结果就是，医患之间的矛盾加剧，直接导致后者的利益受损。”

    在网络上，不满的情绪发泄更是俯拾皆是。“我们这里一些医院都开始消极怠工了。不积极收病号，不加床，高风险的手术不做，周六、周日不加班做手术。没必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费力不讨好。不知道再发展下去会怎样。”“兄弟们，在政府、媒体及民众均将所有矛盾归结为医生的黑、贪婪的恶劣环境下，工作悠着点儿。”

    “假如自我保护上升为医生的第一原则，将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袁钟解释说，大家通常所说的医生为了自我保护让患者过度性检查还只是小事情，更可怕的是，面对不熟悉的疾病，医生不再敢去探索，本来有希望攻克的疾病或许就耽搁了，整个医学科学也会因此停滞不前。

    显然，责任不能完全推给医生。“多年的政府投入不足，导致医院和医生从谋生到牟利，继而将原本在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推向敌对一方。”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于宗河说，他相信整个医疗队伍是好的，“非典时期就是很好的例证”。

    有数据显示，公立医院的支出中，政府投入的只占7％，有的三甲医院甚至只有3％，其他靠医院自筹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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