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产业政策，是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为扶植某个产业而制定的特殊政策。最近美国政府出台救市方案说明发达国家也要有产业政策。如果对一个产业没有明确的定位，整个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就没有方向，好的产业政策能够引导一个产业健康发展。中国目前已经感受到医药市场竞争的国际化，国外制药企业也在成为中国制药行业的一分子，他们带来了技术，也分割了中国的市场。中国企业面临挑战和机会。

　　医药产业政策面临挑战

　　一是始终没有成熟的产业政策。产业结构不合理，医疗卫生体制不顺，以及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我国目还没有完全建立起全民医疗保障制度，使得医药产业始终没有明确发展方向。

　　二是药物创新体系不健全，自主创新能力不够。中国医药企业和产品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仿制药水平不高。外资企业认为他们的原研药经常在价格上受到压制，国内企业认为外企的原研药是超国民待遇，因为在中国存在着两种价格体系。其实在矛盾的背后，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仿制药水平还没有和原研药的标准完全一致，我们自身的最大挑战是只模仿了标准，而没有完全做到模仿到产品。

　　国家要资助基础研究

　　中国药学会医药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认为，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是最重要的和有利的医药产业政策。

　　完善的医药产业政策首先要解决以药养医的机制，“取消以药养医机制不是纯粹的战术问题，而是国家战略问题。所以，最近国家医改方案在征求意见，人们再次呼吁改变以药养医的机制。”

　　新药研发以企业为主体，但是反对将所有的新药基础研发放到企业。因为新药的基础性研究风险非常高，这个风险不应只让企业承担。中科院药物所不应当和企业研究同样的课题，国家应当鼓励专业科研机构、大学做基础研究，由企业做临床、做商品的转化，所以国家要成为资助者，国家与企业要共同投入，建立一个国家药物创新基金，在不增加企业负担的前提下让创新药成为国家专项，这个专项不是三年也不是九年，而是一个长期的产业政策或者说是一项产业战略。

　　低投入高收益不现实

　　世界上较大的制药企业，其销售收入和研发投入的曲线是一致的。当中国4000多家药厂的产值和一个辉瑞差不多的时候，应当回过头来思索没有高投入怎么会有高收益。国人希望低投入高收益，但是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需要冷静分析中国制药行业未来面临的抉择。

　　现在相当多的外资企业将他们的研发中心放到了中国，有相当多的企业特别将他们的CRO放到了中国。因为中国的研发成本，特别是临床成本大大低于美国，所有的市场都是互补的。中国有非常好的临床基地，有非常便宜的人力资源，中国需要的是国外高新的设计和思维，所以中国的企业也应当走出去，将新药研发基地向海外推进，在国外建研发中心；与国外科研机构成为合作伙伴；与国外科研机构达成开发协议。目的是借助外脑，这对于中国的制药产业和国际化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药品：要廉价还是要安全？

　　现在所有企业都面临药品价格压力。在医疗费用上涨的压力下，首先考虑压低药品的价格，这是最简单的工作，也是成本最低的工作，但是它的后果是复杂的。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定价越多，不见得市场管理得越好；对于政府已经明确定价的产品，不应该再通过另一种形式否认政府已经制定的价格。对政府指导价格的药品或者是市场调节价的药品，应当通过购买者购买的招标方式，而不是第三方或第四方招标的方式，通过谈判确定价格，当然谈判的双方博弈一定是在合理的情况下形成最优的价格。国家要明确首先考虑的是廉价还是药品的安全？

　　降药价不能降低医疗费用

　　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的药品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已经从过去的56%降到了44%，但是医疗总费用依然是“高昂着头”，这说明单纯靠降价解决不了费用上升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药品费用在整个卫生总费用中的比例，欧洲国家最高的是23%。我们真正要压低的是整个药品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例，而不是单纯压低一个药品的价格。否则的话，永远解决不了看病贵、看病难问题。药品降价并不能够真正实现降低费用，但一定会降低企业承担新药研发和产业发展的风险承受能力。如果我们不能够提升医生的收入，那么我们国家的医疗水平就不会有真正提高；如果不能容忍药厂有合理的利润，那么中国的新药研发就无从谈起。所以制定药价的时候不是单纯靠成本价格，更要关注产品的价值。价格应当是价值的体现，而不仅仅是市场需求的体现。

　　本版文章由本报记者金永红  王乐民  黄  薇  王苏平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