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的历史跨度，对于早在2000年前的《黄帝内经》就有记载的古老学科——骨科来说，无疑十分短暂。然而，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中国的骨科临床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剥开骨科技术进步的缤纷外壳，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邱贵兴院士用一句话总结了其精神内核：我国骨科临床领域30年来围绕着“以人为本”这一点，在治疗理念人性化、治疗手段微创化、诊治行为规范化、学科发展国际化等方面不断开拓进取。

　　病人痛苦减少 功能重建增多

　　邱贵兴说，30年前，骨科医生只管治病，很多治疗技术通过牺牲患者部分功能来换取症状改善。例如，关节和脊柱融合后病人走路、弯腰等活动受限，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如今，如何最大化地保留患者的生理功能，最大化地维护患者的正常心理，进行人性化诊治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骨科医生的自觉追求。

　　一些学者近年提出脊柱功能重建理念，不断探索新的“稳定”脊柱的方法，尽可能保留脊柱椎间关节活动范围，恢复患者的正常椎间高度，保留小关节和周围的韧带与软组织结构。其中，脊柱运动功能的重建是脊柱外科近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部分，如人工颈、腰椎间盘置换，人工髓核置换，腰椎动力稳定系统等的应用，都力求重建脊柱运动功能，尽量避免脊柱固定后邻近节段退变的发生。我国不少医生报告了两三年以上人工颈椎间盘置换术的随访结果，表明该置换可部分保留病变节段的活动度，且不影响邻近节段活动，总的临床评分优良率也较高。

　　邱贵兴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骨科各项进步最重要的落脚点是在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高水平医疗服务的要求，老百姓从技术进步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以人工关节置换为例。我国人工关节外科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半髋关节置换技术首先在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开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医院开始成规模地进行全膝关节表面置换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骨科医生被派遣出国学习，现代关节置换技术在中国逐步推广，关节置换例数迅速增长。目前，每年置换关节总例数已超过10万例，更多的关节疾病患者不再被病痛折磨。

　　不立规矩难成方圆

　　某地某医院骨科病房，换了人工髋关节的黄女士在病床上有些躺不住了，急切盼望能够下床行走的一刻早些到来。这天，医生终于告诉她可以试着下床活动活动。怀着激动的心情，黄女士下地试着走了几步。一开始感觉很好，正当她为自己重新获得正常的行走能力而欣喜的时候，突然一阵晕眩、恶心袭来，她重重摔倒在病房空地上。虽经医院全力抢救，但仍回天乏术。尸检结果表明，黄女士死于手术后深静脉血栓引起的肺栓塞。

　　发生深静脉血栓的主要原因是手术后病人下肢血液回流不畅。在国外，做完手术，所有的病人都要穿弹力袜，都要使用足底静脉泵，以加快血液回流。如果有谁因不穿、不用出了问题，保险公司不负责赔付。在中国，过去认为患者发病率低，没有必要浪费资源。2000年初，北京、上海、广州的骨科医务人员进行联合调查，经静脉造影检查发现，中国人骨科手术后深静脉血栓发病率不比外国人低，达到30%左右。很多人做完手术腿肿，实际就是血栓的表现，只不过不严重。

　　为此，我国骨科学界逐步达成共识，强调做骨科大手术要预防血栓。有关专家编写了《骨科大手术后深静脉血栓预防指南》，要求全国骨科医生按照指南，采取物理预防、药物预防等手段，严防术后深静脉血栓的发生，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

　　邱贵兴说，虽然临床上“条条大路通罗马”——给予患者安全有效的治疗，允许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但是，如果偏离了“罗马”这个终极目标，就只能走进死胡同。在骨科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某些手术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明日朝阳”，还有待反复实践和长期随访观察加以分析判断。骨科临床诊治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和标准，要沿着被无数科学实验验证过的循证路径扎实前行。

　　据了解， 迄今为止，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已完成《骨关节炎诊治指南》、《人工关节置换准入制度》、《骨科大手术术后深静脉血栓预防指南》、《骨质疏松性骨折诊治疗专家建议》等，正在制定《人工关节置换规范》、《骨科疾病诊断与治疗指南》等，力图使骨科医生在诊治过程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在国际舞台上争得话语权

　　今年11月，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候任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骨科主任王岩教授应邀赴美，先后造访著名的加州大学、哈佛大学以及麻省总医院，并发表学术演讲。他绘声绘色地把中国骨科在脊柱复杂畸形矫治、关节置换及翻修等方面取得的最新成绩展示给国外同行，引起不少赞叹。

　　王岩说，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骨科学科也必然跟着向前推进，国内的大医院，尤其是北京、上海大医院的骨科，已经完全可以追上世界先进水平，甚至可以超过。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骨科医生渴望与外人沟通，渴望向外人学习。邱贵兴回忆说，当年，我们出机票、包吃包住提供一切优惠条件，盛邀国际骨科专家来华，但很难。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同行自己出资，主动来中国参加骨科学术交流。今年10月，在香港，国际脊柱侧弯协会的前任、现任及候任3位主席一起找到邱贵兴教授，提出他们自掏腰包，明年在中国召开国际脊柱侧弯协会学术大会。这是该协会第二次在美国本土以外召开国际学术大会。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骨科在国际舞台上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前不久在苏州市召开的第三届国际中国骨科年会（COA）学术大会上，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骨科权威齐亮相，外国学者注册与会的达到数百人，是历届最多的，被国际同行誉为“骨科的奥运会”。无论是组织规模，还是学术水准，COA已不逊于任何国际骨科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