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孟小捷 实习记者 肖 薇

　　12月21日，冬至，京城气温骤降。但由北京医师协会呼吸病分会组织、北京多家医院呼吸科医生参加的医改座谈会现场气氛却坦诚而热烈。

　　作为此次活动的召集人，北京医师协会呼吸病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何权瀛教授说，医生应更多地关注医改，不能总是沉默，应把心里话说出来；医改也应更多地关注医生的切身利益，如医生的执业环境、人身安全、职业尊严……

　　医生的价值究竟值几何

　　陈杭薇（北京军区总医院呼吸科主任）：看了新医改方案，我觉得缺乏让医务人员激动起来的兴奋点。医改的真正成功要看它是否能顺应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以往的几次医改中，我们就曾经因为没有抓住规律性的要害而犯下错误。例如上世纪90年代初的医改取消了老百姓去大医院看病需经本单位卫生室介绍的政策，无论大病小病都可以去大医院看，基层医疗机构从此被冷落，医生们不再愿意去基层工作，基层医疗水平停滞不前，以至于现在国家又重新加大对基层和社区医疗卫生的投入。

　　当前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价值与价格的背离，也严重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手术刀不如剃头刀”的问题本质上并没有得到解决。像挂号费、诊疗费、床位费、手术费等能真正体现名牌医院、名牌专科、名牌大夫价值的医疗服务到底值几个钱？就算是三甲医院，门诊挂号费、诊疗费都只有几元钱到十几元钱，医务人员超负荷地付出体力和脑力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价值与价格的严重背离势必引发一系列诸如以药养医、大处方、大检查、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问题。我们期待着新医改能充分体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治主张，这样才可以激发广大医务人员投身医改的热情。

　　何权瀛：不妨对比一下医生和教师两大职业。《教师法》明确指出：教师的工资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水平，并逐步提高；而《执业医师法》中却没有一章一条涉及医生的待遇。目前我国用仅相当于世界水平2%的医疗投入，解决了占世界人口20%的人的看病问题，其中的一个代价就是医生的收入较低。

　　聂秀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呼吸科主任）：我参加工作22年了，到现在每个月的卫生津贴仍然是15元。现行的门诊收费标准还是沿用1996年的标准。物价在涨、房价在涨，可医务人员的补贴却原地踏步，这种制度难以体现医生真正的价值。

　　文仲光（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主任）：有一位护士染了头发，我问她花了多少钱。她说，这可是按一缕收费的，一缕5元。我就想，我们看一个病人多少钱。我觉得社会应该给医务人员公正的待遇，医生的职业荣誉感对于医生职业非常重要。现在有80%的医务人员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从医。我女儿上大学，我曾问她有什么志愿，她说只有一个志愿，就是不当医生。

　　谁来为医生遮风挡雨

　　张波（空军总医院呼吸科主任）：前些日子我去外地出差，在一条街上接连看到两家医院的门前摆放着花圈，一家医院门前还挂着“××医院草菅人命”的横幅。执业环境恶化、人格尊严受辱、人身安全不保，令很多医生直叹行医难。

　　医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其自身仍然存在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像医疗意外、难以避免的各种并发症、猝死等，往往在医疗纠纷中存在举证不能的情况。目前国外关于医疗损害的立法绝大多数是采用过错责任，但我国却是需要医疗机构反证，即举证责任倒置。一位患者因病猝死，其家属将医院告上法庭，尽管经过医学鉴定，医院没有任何医疗过失，可是法官却这样质问：有没有和病人谈话的录像、录音？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家属要求赔偿58万，我至少判你赔20万！这无疑给了医院当头一棒！“举证责任倒置”就像悬在医生头上的一把利剑，医生在出诊时变得提心吊胆了，甚至会产生“我们是不是会犯罪”的念头。就算是接诊一个表面症状像感冒的发烧病人，医生们为了自我保护，也免不了会让病人做很多检查。 

　　聂秀红：“举证责任倒置”无形之中会增加医疗费用，造成医疗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制度的不科学也同样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建议国家应采取其他办法对医务人员的执业行为进行监督，让医务人员能把精力全部投入对患者合理的诊疗中。

　　何权瀛：有一次，我为一位患者看完病，他问，你说的话都算数吗，我说当然算了。他说，我可把今天你说的全都录了音。医患间如果失去信任，互相防范，其他一切都谈不到了。

　　从哪里找回职业的尊严

　　刘国梁（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医生）：现在我们倡导文明行医，这非常好，但我想我们也应该呼吁文明就医。现在一些就诊者的素质令人忧虑。有的病人等候的时间稍微长了一些，就开始骂骂咧咧。有一次，我一下午看了40个号，已经精疲力竭。这时一个大学生过来说，你必须给我加一个号。见我没有答应，他气呼呼地回头说了一句：你没有医德！那一刻，我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

　　记得赵传的歌里曾有一句：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个更重要？小时候，我曾经想，不自由毋宁死。但现在面对真实的生活，真实的压力，我常常会感到无奈和尴尬。

　　聂秀红：我在日本进修时，经历了这样一件事：一次医生们为一位病人做肺功能检查，前后做了8次、用了近3个小时才做成功。当病人汗流浃背地完成检查后，不仅没有埋怨医生，反而诚恳地说了声“谢谢”。这简单的一句话，让医生们感到了多大的欣慰啊！

　　张波：关于维护医师的尊严，《执业医师法》里仅有一句粗略的概括：“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医师依法履行责任，受法律保护。”可是用什么方法来保护自己、遇到问题向谁求助仍让医生们困惑不已。《执业医师法》的细化和修订迫在眉睫，尤其应加强其中关于医生维权部分的解释，包括医生的人格定位、社会定位和职业性质。

　　此外，加强行业协会的建设也非常重要。要从法律上赋予行业协会具体的权利、职责和义务，以行业协会的自律来规范医生的执业行为。只有内行管内行，才能管理到位。

　　后记：北京医师协会秘书长许朔说，北京医师协会下面有18个专家委员会，开会专门围绕医改座谈的，这是第一个。医生们说的话或许有偏颇，但只要能说话就是难能可贵，最可怕的是不愿说话，冷漠待之。

　　作为医改实施的主体力量，医生的热情和积极参与对于医改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而调动医生的热情，需要社会各方面给予医生群体应有的尊重和呵护。有专家说，医生期望得到的是尊严，患者期望得到的是安全，但如果医生灰头土脸、斯文扫地，患者的安全又如何能切实得到保证？医改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但医生和患者群体的利益调整应该是其中最核心、最应该得到明确的。许朔说，医改的道路非常漫长，我们现在做的都是铺路的工作。相信只要所有的医生都能积极地站起来、说出来、做下去，就一定能给新医改注入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