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之敏 青年学者 时政专栏作家

　　日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侵权责任法（草案）》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有过错的医务人员需承担赔偿责任，但受害人需要证明医务人员确有过错，其索赔主张才能获得支持。（1月4日《信息时报》）

　　这一条款，将最高法确立的医患纠纷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恢复为普通民事纠纷适用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可以想见，这一带有“颠覆”意味的改变，将会引起多么剧烈的舆论反弹——新浪网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近90%的网友对这个改动持反对态度。

　　众多网友、患者反对改变“医方举证”的规定，其理由与当初最高法出台此规定的理由是一样的，都是考虑到在医疗活动中，患者在信息和技术上属于弱势一方，如果发生医疗纠纷，患者举证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为公平起见，举证责任理当倒置到医务人员一方，后者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就将承担赔偿责任。

　　“医方举证”规定的出发点是合理的，但其实施6年多来，却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医方的“自我保护性医疗行为”——在面临医疗风险尤其是重大医疗风险时，出于自我保护的动机和目的，医方往往采用加大保险系数的手段来选择医学决策，如增加检查项目，增大用药剂量，由此直接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并可能对患者的健康造成“额外伤害”。《侵权责任法（草案）》之所以取消“医方举证”规定，给出的理由就是为了“有效减少过度医疗，避免医疗费用过高”。

　　众多患者要求实行“医方举证”规定的理由是合理的、正当的，但“医方举证”规定导致了过度医疗和医药费用过高，也是客观事实。无论《侵权责任法（草案）》中的改动能否获得通过，我们都应当认真分析和考量“医方举证”规定已经造成的一些不良后果。

　　从逻辑上讲，医方采取加大保险系数的手段来实施有利于自己举证的“过度自我保护”，主要是因为医方对患者缺乏信任（担心一不留神就被患者推上被告席），而医方之所以对患者缺乏信任，主要又是因为他们真实地感受到了来自患者的不信任（“医方举证”本身就意味着对医方缺乏信任）。然而，患者为何又对医方缺乏信任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患者耳闻目睹了大量由于医方过错导致的医患纠纷、医疗事故，使得他们难以建立起对医方的高度信任。

　　于是，要不要继续施行“医方举证”规定的问题，就可以被“转换”成如何建立医患互信并改善医患关系的问题。按说，医务人员是具有专业知识的医学专家，普通患者首先应当充分相信科学、信任医方，但在现有国情条件下，鉴于医患双方在信息和技术上的不对等，医方应当比患者有更高的觉悟和境界，因此应当首先为建立医患互信做出更大的努力，为改善医患关系承担更多责任。在医疗活动中，医方应当多体谅患者“病急投医”的心情和实际难处，要相信大多数患者都是通情达理的普通人，而不能先入为主认定患者是“刁民”、“医闹”，不必一面对患者就高度警惕，就条件反射地对自己进行过度保护。只有医方做出实际的努力，才能在当下医患互不信任的僵局中打开一个突破口。

　　在不久的将来，如果医患之间建立起了互信，医患关系得到了明显改善，患者对医疗活动的知情权、参与权也具有了更充分的法律保障，我们就可以像一些法治发达的国家（如美国）那样，在医患纠纷中也适用普通民事纠纷适用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