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国外患者告大夫的事情多不多？  

　　熊革：一个月前，我刚好有机会到美国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议间隙，众多中国大夫都关心同样一个问题，即美国病人是不是经常告大夫，大夫怎么办？美国大夫的回答是：有告大夫的，但不常有，也不那么可怕，至少不会太多地影响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有由医院和自己共同缴纳的医疗责任保险。如果由于医疗差错，法院判决需要赔偿的话，也由保险公司支付，如果要打官司，也由保险公司支付律师费。 

　　在日本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比如我在这里的医院参与临床工作，除了需要资格认证，发临时行医执照外，就是要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给我付的保险一年的赔付上限为500万日元（约30多万元人民币），有了这样一个保障，恐怕大多数大夫心里也会有底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旦出了纠纷，病人及其家属不会再找医院、找大夫，他们只需要跟法院、跟保险公司打交道即可，这样，怎么会出现医患矛盾呢？医院和大夫也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疾病的研究和治疗中去。另一方面，如果某位大夫的赔付额总是居高不下，要么他所缴的保费上涨，要么保险公司不再给他承保，这对大夫的医疗质量也是一种督促。  

　　医患要沟通  媒体须引导　病人是上帝吗？  

　　记者：国内有人提出应该建立完善医疗保险体系，这能够解决根本问题吗？ 

　　熊革：事实上，一旦建立了完善的医疗保险体制，医疗费用的问题已经无须患者担心了，因为保险公司所承担的份额比患者多得多，他们会比患者还急，这样，就会形成保险公司对医疗费用的制约。  

　　客观而言，患者、患者家属以及消费者协会由于对医疗知之甚少，容易出现感情用事的情况，很难做到有效监管；而作为矛盾双方的一方来监管另一方，也很难让大夫接受，同时，大夫也常常感到“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情况，从而容易使矛盾激化。  

　　我在日本出席其全国手外科学会时，就发现医疗保险公司利用午餐会的机会作大会发言，强调在新的一年中，有关本行业的保险条例有了哪些更改。而医疗质量的监管则更是专业性很强的事，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别说是外行，就是大夫，对于非本专业的医学问题也会有不懂的时候，所以，此工作应由医院、 各个专业学会和法律界来共同完成。当然，情况严重时，还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大可不必患者、患者家属通过动手来解决问题。 

　　记者：患者认为病人应该是上帝，但不少大夫都不同意这个提法，你是怎样看的呢？  

　　熊革：大夫在对病人的态度方面视病人为上帝还可以，如果在治疗上也是如此，可就麻烦了。我在国内的一位同事举例说他坐门诊的时候，依病情需要开药，但却屡屡遇上病人有意见：药开贵了，病人说你宰他；药开便宜了，病人说你涮他。最后，他只能参阅病人的以往用药开方。但有些情况是既往用药无效或耐药，这样做就可能耽误病情了。所以，在治疗上，应该树立大夫的权威，患者也应该增强对大夫的信心及依从性。在国外，大夫涮病人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如果大夫宰病人，这是一个医院或保险公司或医疗合同责任方对大夫的监督的问题，多半不需要病人越殂代庖。  

　　记者：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医患关系呢？  

　　熊革：我想在管理层加快体制、法规建设的同时，作为医生和患者应该加强沟通、相互理解，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医患之路，即医生在看病的同时，要加强与病人的感情交流，努力和病人作朋友，如此会减少一些纠纷。当然病人也应该理解大夫，一组大夫要管好多病人，不太可能把所有病人都当 成上帝供着，病情复杂的病人自然看得多一些，病情较轻的看的时间也会少一些。而媒体应该做的是不要激化矛盾，应该把少数大夫收红包、吃回扣，以及某些医院乱收费这样的纪律性问题与医院、大夫的医疗整体质量区分开来，对于纪律性的问题如果有理有据，可以向上级主管部门甚至司法机关反映，而不要因此就说医院或大夫对病人不负责任，从而动摇患者对医院和大夫的信任。

　　总之，在处理当今“医患关系”这一问题上，我认为疏导比争论更重要。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医患之间关系紧张，对医对患都不利，但最终受害的是患者。因为患者不相信大夫就很难 配合检查和治疗，大夫人人自危，会造成治疗中强调安全性而忽视彻底性的倾向，这不仅会使病人一个病需分几次看，甚至长期难以治愈，也使医学难以发展。  

　　外国医生更扎实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魏岗之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进修，谈到中外医生差别，他举了个例子：在美国，一个医生要想取得神经内科专科医生的执照，从医学院毕业后先要在大内科轮转实习，然后到与神经内科相关的辅助科室实习，再到神经内科干3年，才能取得专科医生考试资格。此时已经是毕业五六年以后了，但还是得通过考试才能取得专科医生证书。而中国的情况是：5年本科教育前4年学基础知识，最后一年到各科轮转。毕业后学生被分到哪个科，就在那里干下去，更具体的专科知识到科里再学。

　　曾在英国威尔士大学附属医院做过交流学者的北京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常建民告诉记者，国外的医生培训全国统一，只要达到主治医师水平，到哪里都是这个水平。而中国的医学教育院校差别大，地域差别也大，一家医院的主治医师可能不如另一家的副主治医师。而且，医生从业后几乎没有再教育体制。这些都导致中外医生在理论和对疾病认识上的差距。

　　技术：中国医生临床经验多  

　　专家们认为，中外医生各有千秋。哈佛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卢春玲告诉记者，她感觉，美国的医生在病情判断上更倚重具体的操作规程和仪器检查结果。例如，她的一位朋友有妇科病，在美国做了大量检查，一直没找到病因，后来回国把症状讲给一位做医生的亲戚听，这位亲戚根据临床经验，一下就指出可能是什么病。朋友回美国后一检查，果然是这种病。魏岗之教授也遇到过一个从美国回来看病的女士。她因为上眼皮下垂，被新泽西州的一所医院诊断为重症肌无力。但魏教授和同事发现，患者以前做整形手术时在额头注射了肉毒素，这才是眼皮下垂的原因。他认为，国内医生见得多，临床经验丰富。而在美国，像重症肌无力这样的病，一个医生可能几年也见不到一例。 

　　不过，虽然中国医生在临床经验、技巧上好一些，但常建民大夫认为，由于国外医生根基打得牢，后期培训到位，所以，他们对于领域内疾病的认识往往比中国医生深刻。魏岗之教授还指出，美国医生会对病人进行长期追踪和随访，这便于整理资料进行统计，对疾病的发展进行了解。这些对于解决疑难病症以及推动医学研究，无疑更加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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