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产权拍卖到重新归公，从一卖了之到巨资收回，余杭的卫生院改制回到了原点。业界人士认为，这样的变化固然折射出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态度，发生了从“甩包袱”到“买服务”的转变，但一卖一买的背后却意味深长。

　　众所周知，9月30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宣布，该区原有的29家民营股份制卫生院，除一家转型为民营医疗机构外，其余28家卫生院全部由政府财政斥资收回。而7年前，余杭区的29位个人及其股东通过竟拍，以7500万元的总价卖断了这29所卫生院的所有权。此次回购，余杭区政府斥资近3亿元。

　　“服务态度不错，收费也很公道，还是公家办的医院让人放心。”10月30日，在余杭区径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陪同妻子看病的村民沈方卫告诉记者。

　　新建的径山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地面积12亩，建筑面积6660余平方米，宽畅明亮的就诊大厅、良好的硬件，足可以与普通的县医院媲美。几个月之前，它还是一家民营医院。

　　41岁的褚洪连是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2002年股份制改革之前，褚洪连就是径山卫生院的院长，改制后，他控股51%，成为这家医院的董事长。

　　褚洪连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政府给乡镇医院的拨款越来越少，乡镇医院普遍经营困难，有的甚至负债累累。2003年，在余杭区政府的推动下，径山卫生院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当时医院负债96万元，自己硬着头皮竞标。”最终，他和7个股东一共投入300万元，买下了当时的径山卫生院。

　　实行股份制几年，乡镇卫生院并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

　　在2003年，包括径山卫生院在内的余杭29个乡镇卫生院全部进行了股份制的改造。通过拍卖，29家乡镇卫生院以总价7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个人。

　　“当时政府投入不足，基层卫生院普遍亏损，连生存都成了问题。”余杭市卫生局局长黄国林说，当时，余杭所有卫生院的收入加起来也只有几千万元，至少70%的卫生院面临亏损，大多数亏损额度在30%以上。

　　“一方面想减轻包袱，另一方面也想盘活资源。”黄国林说，与全国许多地方一样，余杭决定引进市场化机制，对卫生院实行股份制改造。

　　按余杭当时的文件，卫生院股份制改革后，其机构的事业性质不变，经费补助仅限于公共卫生项目补助，实行以区镇乡(街道)共管、以区为主的管理体制，宏观上政府主导公共卫生，微观上股东参与内部管理。黄国林认为，这一做法，在当时有其合理性。

　　据了解，改制以后，余杭大约1/3的卫生院实现了盈余，1/3持平，但还有1/3的位于相对偏远、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的卫生院仍然亏损。

　　“改制之后，因为医院基础比较好，又有一定的区位优势，每年大约有200万元门诊收入。”褚洪连称，改制确实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因为要赢利，服务态度肯定不差。”

　　“运行几年后，改制在为乡镇基层卫生院的生存带来了一线转机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了许多问题。”黄国林说。

　　据了解，为降低成本，股东们普遍不愿再投入。因为投入不足，不少卫生院设施陈旧、医疗器械落后、医疗用房紧张、就诊环境较差。

　　余杭区卫生局的一份调查显示：到新一轮改革前，全区80%的社区卫生服务站用房未达到相关的规定标准。

　　在胡文龙眼里，股份制改革后的几年间，乡镇卫生院并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有的甚至萎缩，而农民也多选择去县医院或直接去杭州市区的医院看病。

　　胡文龙原来是百丈镇卫生院第二大股东、检验科的骨干。他告诉记者，实行股份制期间，股东们总共才投入40多万元。由于医院投入有限，设备陈旧，只能做最简单的化验项目，农民也不愿再来。其中，肝功能化验一个月才做一个，血常规两天做一个。“当时，我甚至觉得检验科可以关门了。”胡文龙说。

　　吸引人才成了这些民营卫生院领导的另一难题。据了解，实行股份制的7年间，百丈卫生院总共才招了两个人，一名医生、一名护士;黄湖卫生院只招了1人。其他的卫生院也大体相似。此次回归公益前，勾庄卫生院有员工50多人，但外聘临时工几乎占了一半。

　　“为吸纳人才，医院也作过努力。”一位医院负责人说，但工资给高了医院承担不起，给少了没人来，职工也感到缺少保障。一位当地村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以前很多乡镇卫生院可以做的检查和小手术，现在都不做了。如今交通方便了，去城里的大医院也很方便，基层卫生院的劣势愈发凸显。药品贵、门诊均次费用偏高等问题，跟随而来。

　　余杭卫生局有关人士说，将民营医院放在体制相对僵化的公办医院中，原希望能以灵活的机制起到激活医疗市场的作用，但没想到，几年下来，大环境变了。

　　那时有医生将“看病”叫作“做生意”

　　卫生院股份制改革后，没了财政的投入，只能全面走上“以药养院”的途径。与此同时，以业务收入为主来确定医生报酬的分配机制，也迫使医生把医疗作为主要的服务内容。参股黄湖镇卫生院的股东朱盛珍说，股份制后，卫生院的赢利绝大多数来自药品的收入。

　　据了解，当时各卫生院的卖药收入，占到了全部业务收入的80%~90%。

　　一位医生说，那时他们将看病就叫作做生意，病人来了就是生意来了，“工资要靠自己赚，说白了，就是靠‘药’。那个时候，政府在考虑如何解决看病贵的问题，而我们医生却在考虑如何吃饭。”

　　来自《余杭医药卫生》的一份资料显示，改制后，余杭29家卫生院的门诊人次从 2000年的115.2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129.8万人，增长12.17%;而业务收入从2000年的 6541万元增加到2004年的10102万元，增长了54.45%。

　　“门诊人次只增加了12.17%，而业务收入增加了54.45%。”这位医生反问：这说明什么?说明患者看病花的钱在增加。

　　30岁出头的叶飞是径山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2003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径山镇中心卫生院，7年间的两次转制，他都经历了。

　　“医院要存活，当然要赚钱。”叶飞说，在他以往的从医经历中，反复操练的就是开处方的“技巧”。开每张处方，除了想要给病人看好病，多多少少还要牵挂医院能赚多少钱，自己的任务量又能增加多少。

　　“这给自己的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叶飞说。

　　不仅仅是叶飞。为提高经营收益，绝大多数医生被安排坐诊。收入归己、自行支配的机制，助长了医院的趋利性。为了提高收入，医院和医生也倾向于给患者开大处方、用高价药，多做检查。据资料，股份制后，29家卫生院由2000年的亏损，到2004年结余达821.35万元，比2000年增长了303.27%。

　　一家卫生院的职工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很多患者认为民营医院唯利是图，即便是正常的检查用药，老百姓也会觉得是过度检查、开大处方、挣黑心钱，这样恶性循环，恶化了医患关系，导致基层卫生院渐失信任，一些卫生院也因此医患纠纷频发，群众满意度下降。

　　事实上，作为构建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枢纽，乡镇卫生院也是农村疾病控制的中心，在为当地农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外，还承担着防疫、保健和计划生育知识的宣传，以及更多公共卫生职能，诸如对乡里的医疗机构进行卫生行政管理、对医务人员进行业务指导等等。

　　“但股份制的卫生院不愿意花很大精力开展其他服务。”黄国林说，政府只能通过花钱买服务的方式，落实公共卫生等职能。而以赢利为目的的民营性质的卫生院，显然无法担负起公共卫生管理的职责。

　　19份文件保驾“新医改”

　　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近年社会各界诟病的民生话题。“病根”究竟在哪里?黄国林认为，根源是政府投入相对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医院趋利化、医保保障水平低，以及药品价格虚高。

　　在余杭区领导看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民生难题，医改是一条必由之路。医疗市场化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但医疗市场化的前提，应当是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能承担起国民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

　　2009年3月,备受瞩目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及国务院关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相继公布，以此为标志，拉开了新一轮医改的大幕。

　　而此前，余杭区委、区政府已经敏锐地嗅到了医改的方向。2008年9月，余杭启动了新一轮的医改。

　　据悉，为此次医改，余杭区委、区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先后出台了《关于深化余杭区医疗卫生体制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卫生强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社区卫生服务运行机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关于印发余杭区镇乡卫生院资产收购办法的通知》、《关于印发杭州市余杭区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规划的通知》、《关于鼓励卫技人才到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的若干意见》等19个政策性文件。

　　2008年12月31日，余杭区政府收购了第一家股份制卫生院。2009年，收购方案正式确定了“依据投资金额给予一定的投资补偿和利息补偿”的收购原则，先后完成西部4镇卫生院的收购等。到今年9月30日，区内最后两家卫生院收购完成。此次全资收购，余杭实现了每个镇乡(街道)有一所政府举办的卫生院的目标。

　　黄国林告诉记者，在政府收购股份制卫生院并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同时，明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政府举办的公益性事业单位，还按每万服务人口配备13~15名、每床位增加0.7名编制等标准，核定了工作人员。

　　从2008年12月起，余杭区还按规划启动了1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新改扩建项目。由区镇两级财政出资，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统一配备了全自动生化仪、500mAX线机、彩色B超、三分类血球仪、尿液分析仪、心电图机等六大件医疗设备。据介绍，仅此几项，余杭财政投入就有近4亿元。

　　在硬件投入的同时，余杭区又出台奖励政策，鼓励卫生专业技术人才到西部偏远镇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区财政在按规定核拨人员经费的基础上，再增加年人均6000元的人员经费;对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专业人才，在本单位工作满5年及以上且综合考评良好的，给予本人一次性基层服务补助3万元。4家区属医院派出11名医务人员帮助西部4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后，当地医疗水平明显提升。

　　黄国林认为，毫无疑问，医改要走真正惠民的路，必须考虑切实缓解群众看病贵、看病难问题，惟有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坚守公益性，才能保持百姓对医疗机构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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