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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之别

　　1986年5月2日，陈耀真已经神志不清，心跳微弱。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

　　此时，毛文书正代表陈耀真参加在美国举行的视觉和眼科学大会。一个个越洋电话打来，她心急如焚，但还走不了，她在等待美国视觉和眼科研究学会为陈耀真授予的“特殊功勋奖”，她一定要把这个奖牌带回去，亲手捧到陈耀真面前。

　　时间在一小时一小时地艰难度过。陈耀真也在苦苦地支撑着，等待妻子归来。

　　拿到奖牌的毛文书火速从佛罗里达州起程，与在美国工作的三女儿之昭一起回国。

　　但当她们的航班飞往香港机场时，遇到台湾军官驾机回大陆的突发事件，香港机场紧急关闭，不能降落。这个意外，对于已经站在生与死边缘的陈耀真和毛文书来说，是何等残酷!难道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

　　第二天，5月4日上午9时，飞机终于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早有人与香港海关联系，毛文书飞也似地迅速过关。当她冲进中山医病房时，已是中午时分。

　　“这是你的奖牌，我帮你领回来了!”毛文书把那块熠熠生辉的奖牌举在陈耀真的面前，他艰难地睁了睁眼，闪出一丝光亮。

　　下午2时，最后一次凝视着风雨相伴46年的妻子，还有已经成为眼科专家的二女儿又昭、三女儿之昭，老人终于安详地闭上了眼睛，终年87岁。

　　毛文书再次拨打越洋电话，要在瑞典出差的二女婿吴乐正继续到意大利罗马出席第二十四届国际眼科大会，作学术报告，以行动纪念陈教授。吴乐正忍着悲痛向国际眼科学会主席毛莫尼教授报告了噩耗。

　　在国际眼科大会闭幕式上，数百名国外眼科专家全体起立，第一次为一位中国科学家的逝世默哀。毛莫尼沉痛宣布：“5月4日，国际眼科界的一颗巨星陨落了!”

　　6

　　难舍之心

　　陈耀真去世后，毛文书深感自己时间不多了，要抓紧时间做想做的事情。在她生命的最后两年，先后八次奔波于亚洲、美洲等友好国家推动交流，还想带队到西藏为藏民治白内障，但到了成都就因为年高体弱被拦下了，只能在成都电话“遥控指挥”。

　　1987年11月，77岁的毛文书与美国海伦凯勒基金会合作，率队在广东新会县开展防盲治盲大普查。要将全县83万人一个不漏地检查一遍，对能治疗的眼病患者计划安排治疗。毛教授白天带医疗队下乡检查，晚上回到住宿地还要逐张逐张地翻看检查登记卡，如果地址、病人有没有光感登记不清楚，第二天要重填。这次普查共查人数832288人，其中盲人1954名，白内障盲人占了48.88%，大部分得到手术治疗。大普查的经验受到国际卫生组织的赞扬。

　　1988年，毛文书应邀到美国参加学术交流会。会前在华盛顿三女儿之昭家小住数日，但她突然便血了!送到医院一检查，肚子里有肿瘤，必须手术。但倔强的老人还是坚持先去纽约参加学术会议，向世界介绍新会县防盲治盲的普查情况。之后再回到华盛顿，立即手术。但打开腹部后，发现肿瘤已经到了晚期，只好重新缝合。医生说她只能维持两个月左右。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死也要死在祖国!”缝合后第二天，她就下床推着吊架当拐杖锻炼走路。二女儿把她接回国时，她带了三大包人工晶状体，这是给国内白内障病人免费治疗用的。

　　弥留之际，她还在牵挂医院17层新眼科大楼的建设，这是她晚年的心血之作，可惜看不到了……1988年9月1日，这位中国现代眼科学女先驱、奇女子安静地走了，享年78岁。

　　身后，许多病人闻讯赶来送别，相交数十载的邓颖超大姐也发来悼词，署名是“关心你的你关心的邓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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