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市卫生局、上海教育电视台联合编著的国内第一部医学大师采访文集《名医大家》面市后，得到众多医务工作者和社会读者的好评。究竟什么样的人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名医大家”?通过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以及部分医患写就的亲身感受，相信读者能从中得到启示并找到答案。——编 者

　　前不久，我应邀为炎帝陵书写了一篇刻石颂文。文中说到，在5000年前的泥昧岁月，炎帝在燧石取火、试种五谷之后，立即就想到了医疗，于是亲尝百草，选药成医。这一点，成了中华文明生存和延续的基本保证。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如果没有取火，人类虽然活得不好却还能活;如果没有种植，人类只是采猎野生食物，虽然活得不好却也能活;但是，如果——如果在那风恶潮狂、病疫不断的情况下没有医疗，哪怕是最原始的医疗，人类还能存活吗?即便是熬过了一时一地，又怎么能对付下一轮的暴发?

　　因此，我始终认为，中国文明史怠慢了一些最重要的篇章。众所周知，中国文明是人类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延续到今天的幸存者，而这种延续的载体就是人。中国人的人数，恰恰又是世界第一。请注意，时间上的“唯一”，加上体量上的“第一”，这后面一定蕴藏着一个无比巨大的医疗壮举。在悠久的岁月中，多少悬壶济世的脚步，多少煎熬草药的清香，多少笔墨飞舞的丹方，都在投入着一场生命和文明的保卫战。

　　写完炎帝陵的碑文，我读到了《名医大家》的书稿。我突然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一种遥远的呼应关系。在贯串千古的生命和文明的保卫战中，每一代都有名医大家出现，可惜绝大多数都湮灭在巷陌之间，只有少数人物进入史册，记述也很简单。这是“朝廷兴亡史”对于“全民生态史”的一种严重不公。幸好时至今日，人们的思维已逐渐走向正常，有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那个隐潜在文明史背后的领域。生老病死，才真正被当做核心命题进入文化。于是，名医大家在今天也终于有理由成为万众瞩目的人文英雄。

　　这本《名医大家》，记录了现代上海医疗卫生界的一批参天大树。正是这些参天大树，维护了这座城市的生命经纬。城市是人群的高度聚集。这种聚集的产生，大多是因为谋生;这种聚集的延续，大多是因为安全。城市安全的外在形态是城墙，城市安全的内在形态是医疗。当然并不是人人都会遇到大病，但只要有医院在、有医生在，心理就安全了，精神就安定了，步履就安稳了，街道就安适了。因此，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海市民的自在从容，上海街道的繁华有序，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功劳，与《名医大家》这本书里记述的人物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团队有关。

　　这本书并不仅仅是上海医疗卫生界的“模范光荣榜”。对于医疗卫生界之外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越界意义”。

　　第一，它展示了一种高贵的“生命哲学”。“生命第一”的口号，近年来由于一次次全国参与的抗震救灾壮举，现在已经成了全民共识，但在医疗界，这个信念早已建立。因此，这本书所体现的信念，可以成为今天普及生命哲学的一份参考教材。

　　第二，它展示了一种可佩的攻坚精神。世间各行各业都在攻坚，但把人体当做城堡，把疫病当做敌人来进攻，却有一种超乎想象的难度。这是因为，物理实验可以多次失败，化学实验可以不断重做，文学写作可以一改再改，但医疗实践的每一步，都是在生命的边沿上行走，而生命一旦失去，就再也不会回来。这本书中的名医大家，就一直在这险路上摸索和奋斗。我想，其他各行各业的读者今后如果遇到了难于克服的困难，只要一想到这些如履薄冰的白衣勇士的身影，一定能重振继续前行的信心。

　　第三，它展示了一种温煦的仁者之风。这本书的内容以采访和对话为主，从中我们可以听到那些医生说话的语气。温和，却有决断;自信，却又谦逊;爽利，却不燥冽。这是我们从小就在医院听到过的那些最好的医生的声音，听得那么舒服，即使还没有吃药，病已好了一半。医为仁道，医为治道，医为通道，医为和道。懂得了治病，也就懂得了治心、治国，其理相近，其风相贯。因此，我们从这些名医大家的谈吐，可以领受不少做人处世助人为善的健康心态。这种健康心态，是整个社会的滋补剂。

　　写到这里，我感到这已经牵涉一种重大的文化建设。从生命哲学到仁治之道，正是人类文化的关键部位，值得认真弘扬。记得今年3月，我有幸与袁隆平院士、钟南山院士、欧阳自远院士一起被澳科大授予荣誉博士的称号。那些天，我与这几位杰出的科学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获益良多。其中钟南山院士告诉我，他正在全力建立一门“人文医学”，希望我能参与。“人文医学”，我一听就兴奋。这个命题，不仅有助于提升医学，也有助于提升人文科学。在我看来，提升人文科学的任务更迫切，意义也更重大。眼前这本书，就是“人文医学”的一个基础性构件。如果这样的构件能够更多地出现，那么，不要太长，一门重要的学问就能在中国堂皇建立。

　　医生寄语

　　是他们扛下风险，将希望留给病人

　　刘 燕

　　《名医大家》用15位普通医生对患者最炽烈的真情感动了我，又用15位绝不普通的医生对事业最崇高的责任感激荡了我。它让我由衷地感到生活的美好：即使有一天我们遇到疾病又有什么可畏惧的!只要有他们在，有他们的弟子在，有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医学传人在，我们就永远有重生的希望。

　　这些已年过半百却仍然在手术台上拯救生命的勇士们，用他们的真心、真情、奋斗、力量，守护着我们每一个平凡人。或许，名医的力量正在于此：我们藉由他们而感到生命的力量，感到一种超于意外之上的安心。而这种从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安全感，来自他们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实践，来自他们永不停止的理论探索，更来自他们牺牲小我、永不满足、大胆创新的勇气。他们扛下了风险，将希望留给病人。

　　医学的探索建立在成与败的瞬息，行走在生与死的边缘，既意味着生命的存亡，也意味着医生的荣辱。“不能做”的手术，做还是不做?这对每一位医生都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而医生原可以在最安全的地带做出选择。《名医大家》展示给我们的每一位名医，却无一不是在功成名就之后选择从头开始，硬是凭着勇气闯入一个又一个生命的禁区，凭着无畏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看书的时候，我时常问自己：他们的勇气究竟来自哪里?他们为什么能够不计较个人得失，冒着最大的风险做所有人都劝他们放弃的手术?答案我想应该是：身为医生的神圣职责，以及对病人巨大的同情心。

　　顾玉东院士的回忆很让我感动。1978年10月，一位因手术失败没能再造拇指却失去了一个脚趾的少女，让顾院士紧锁眉头甚至忍不住落泪。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名医生对患者最大的尊重与真情。这种真情流露，在如今我们匆匆忙忙擦肩而过的医患关系中，尤显难能可贵。因为这种真情，顾院士无法以各种客观原因来原谅自己，而是一头扎进了分析研究中，完成了“第二套供血系统再造拇指手术”设计。从此以后，华山医院实施的足趾游离移植再造拇指手术，再也没有失败过一次。但顾院士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他又一次冒着巨大的风险，决定采用膈神经及颈七神经来修复因根性撕脱所造成上肢瘫痪者的手臂，让世界各国的医学专家震惊不已。

　　站在手术台上，医生往往有两种选择：一是见好就收，二是“啃骨头”。对于从事高风险手术的医生来说，如果不是见好就收，那么发生医疗纠纷的风险就会增多，对自己造成不利。无论是顾玉东院士、周良辅院士还是沈自尹院士，他们最让我感动的，不是他们成功地治疗了多少病例，不是他们获得了多少奖项，而是他们如何将治病救人作为自己的事业，冒着危险攻克一个又一个科学难关，把人类整体的医疗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面对这些名医，作为一名青年，我想我更应该充满勇气，无所畏惧地锐意进取。我们被名医这种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所震动，并告诫自己：无论大事小事，无论简单还是繁复，我们必须在每一天、每一件最琐碎的工作中寻找意义，兢兢业业，并勇于创新，做最优秀的自己。(作者单位：上海华山医院)

　　患者心声

　　穿越50载的铭记

　　一个“能”字给我希望

　　宗 言

　　50年前的一个晚上，没有任何预兆和诱因，我突然发生抽搐，小便失禁，直到第二天都昏昏沉沉的。当时被诊断为癫痫，但医生对病因和治疗都说不出个所以然。就在全家手足无措的时候，我们认识了郭迪医生。

　　母亲说第一次见到郭迪医生时，他40岁出头，颇有风度。在听完母亲叙述病情经过及发病表现后，他认真做了检查，最终将我的病确诊为原发性癫痫，病因估计跟我出生时难产，用产钳助产有关。对于如何治疗，郭迪医生表示“只要吃一种很普通的药物维持即可”。这个答案对于母亲来说，确实难以理解：“那么简单的治疗，怎么治得好这么重的病?”

　　对于现在的医疗条件来说，这种病治疗不难。但在当时那个年代，郭迪医生就已能凭经验判定，这种产伤引起的癫痫很可能是阶段性的。如果在我以后的十年里做好儿童保健，并加强营养和体育锻炼，在青春期以前这段生长发育中，我的病完全可能自愈。相反，大量用药不但起不了作用，还会伤及正在成长中的身体，得不偿失。

　　尽管仍带着一丝疑惑，但母亲最终还是接受了郭迪医生的治疗方案，没有瞎折腾，没有花冤枉钱。而我通过坚持保健锻炼，在高中时癫痫就不再发作，病真的不治自愈了。这么多年过去，看见《名医大家》中郭迪医生的故事，我思绪万千。他的一次诊断，不仅避免了我寻医问药的艰辛，也让一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免于一场因病致贫的灾难。

　　一个“能”字给我希望

　　师林梅

　　事情发生在2002年春节，我被查出患了脑瘤。那时我才40多岁，这个诊断对我和我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听亲戚朋友说，脑部开刀导致瘫痪、痴呆，甚至一命呜呼都是常有的事。但如果不动刀，一旦肿瘤变大压迫脑组织，命同样保不住。犹豫再三后，我决定接受医生的建议开刀治疗。由于手术风险高，当时为我诊断的医生向我建议去华山医院找周良辅。

　　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是周三的早晨，我见到了周教授。因为焦虑、恐惧和不安，我一见面就急着问：“周医生，我的病您看能治好吗?”周教授仔细看了我的片子后说：“治得好，但必须手术。”我又问：“周教授，你能亲自给我做手术吗?”他回答：“能。”

　　“能”，这沉稳而坚定的一个字，给了我战胜病魔的勇气和信心，让我放心地将性命交到他手中。经过10个小时的漫长手术，我的脑垂体瘤被成功切除了。在半昏迷状态中，我听到医生说我的瘤体位置长得不好，难度很大。我觉得，能够成功完成手术，全靠周良辅教授精湛的技艺，而切片呈良性的报告也让我心中的石头最终落地。

　　为了表示感谢，在手术前后我的家人多次单独找到周教授表示心意，但一次次遭到周教授的拒绝。这么多年过去，每次复诊我都觉得无法酬谢周教授的救命之恩，但周教授总是笑笑对我说：“不用谢我，没事了，上班去，别在家里胡思乱想，充实乐观的生活才会让身体恢复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