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王阿姨独自“西游”，到印度花5000元人民币为身患肺癌的母亲买回了5瓶仿制易瑞沙。比起在国内买这种药，这趟“西游”为她整整省了7万元。

　　王阿姨的选择也是许多癌症患者家庭的选择。虽然买这些药要托朋友、找代购，甚至亲自“西游取药”，而且出了问题还无法追责，但他们似乎别无选择。

　　“多亏有印度的仿制药”

　　由于早就清楚外婆家有肺癌发病聚集的情况，所以当84岁的老母亲在今年2月被确诊罹患非小细胞肺癌时，王阿姨虽然难过但也较为平静地接受了现实。她所发愁的是，如何既能延续母亲的生命，又能让老人少受点儿罪。

　　“母亲确诊时已经是肺癌晚期，又转移到脑部，做手术没什么价值。医生说她这么大的年纪怕受不了化疗。”后来，王阿姨查到一种叫易瑞沙的分子靶向药物被推荐用于Ⅳ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治疗，在征得主治医生同意后，她马上给母亲买了药。

　　“易瑞沙是英国阿斯利康公司生产的专利药，一片就要500元，而且没纳入医保，吃一个月就要花15000元，我们这种普通家庭怎么承受得起?”服药后母亲身体状况好转，但王阿姨和家人却高兴不起来。

　　“专利药易瑞沙不受印度专利法保护，该国药厂进行了仿制。仿制易瑞沙的成分、药效与专利药没什么差别，价格却是专利药的1/10。”网友分享的信息让王阿姨看到了希望，她托在印度工作的朋友带回了3瓶，每瓶30粒，一共花了5200元人民币。

　　“母亲吃药后，身体状况逐渐好转，而且她知道省了钱，心理负担也没了。多亏有印度的仿制药。”8月初，王阿姨又飞去了印度，买到5瓶仿制易瑞沙。

　　强仿是有前提的

　　“只要靶点找对了，靶向治疗效果是很好的。”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主任医师万冬桂说，但这些药都很贵，医保又不能报销。例如，治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格列卫，用一个月就要花2.5万元;治晚期肾细胞癌的药多吉美，一个月最多要花5万元。很多患者自然就会希望我国也像印度一样，对专利药强制许可仿制(以下简称强仿)。

　　但启动强仿是有条件的。2003年，世贸总理事会通过《多哈宣言第六段的执行决议》，明确发展中成员国和最不发达成员国可在发生公共健康危机时，不经专利权人同意，实施强制许可制度，生产、销售和使用专利药品。我国2012年新实施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也规定，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可建议国家知识产权局给予其指定的具备实施条件的单位强制许可。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认为，癌症因波及面和危害程度有限，并不符合强仿的条件。

　　“制药企业研发新药要投入巨额资金，承担巨大的研发风险。制定、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和鼓励创新。”国家知识产权局某相关部门负责人对记者说。

　　专家也强调，强制许可是一项在保护创新和维护公共健康之间寻求平衡的特殊政策，政府必须谨慎使用。

　　还有没有其他路可走

　　强仿的路走不通，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呢?

　　“在必要时，政府可以给专利药所属企业施压，要求他们主动降价。”于明德说。

　　但南京医科大学卫生经济学研究室主任黄晓光表示，这只能救燃眉之急，关键是“不合理的药品定价制度必须改革”。因为进口专利药即使在专利过期后，依然可以凭借我国特别赋予的“原研药”身份享受单独定价，保持价格高高在上。

　　还有一种声音认为，流通环节过多，才是进口专利药价格过高的罪魁。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国药学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卫生部部长陈竺提议，内地应借鉴香港医管局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经验，促使跨国药企的高价专利药为普通患者所用。

　　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傅鸿鹏说，内地和香港药品集中招标的制度设计几乎无异，但香港医管局的工作人员在谈判前会详细地进行市场调查，谈判能力也就更强。

　　记者了解到，广东、海南、福建、陕西等省已将分子靶向药物格列卫纳入医保。

　　但也有专家指出，把治疗癌症的分子靶向药物纳入医保，是“不能承受之重”。于明德直言：“医保只能按现有财力的客观可能，尽到保障大多数居民病有所医的有限责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主任刘国恩建议，对于某些分子靶向药物，可以尝试建立政府、药企、患者三方共同支付药费的机制，因为“企业希望以此扩大药品的市场覆盖面，政府和个人的负担也能得到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