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患者，我在医院里觉得受医生的气。作为医生，丈夫却在医院里觉得受患者的气。这究竟是怎么了?

　　作为一个患者，我刚刚结束了一整天在医院的“孤身奋战”，站在熙熙攘攘、热闹堪比菜市场的医院门口，筋疲力尽，四顾茫然;而此时，我的丈夫已在另一家医院里连续上班30多个小时，仍在手术室内埋头奋战。

　　这不正是当下医患关系的缩影吗——似乎谁都没有错，但谁都是一肚子委屈。

　　那么这些委屈又是怎么来的呢?

　　我回身看了看这家北京著名的三甲医院，这天凌晨，我披星戴月地赶来排队挂号，排队近2个小时后终于挂到了号，又花3个多小时排队候诊，终于在10点半见到了专家本人。问病情、开处方、开检查单……总共说话时间不到3分钟，中间还被两位病人的询问打断。正当我准备继续发问时，一位病人前来加号，那位专家很无奈地指着面前一堆病历本说：“周五再来吧，已经加到100多号了，这才看了30多号啊。”最终，我打消了继续询问的念头，饿着肚子，拿着一摞检查单走出了诊室，希望能赶在我饿晕前去做完空腹的检查。

　　可以这样概括我一天的遭遇：建卡，排队!挂号，排队!候诊，排队!交费，排队!约检查，排队!检查，排队!打印结果，排队!为了见医生几分钟、做检查几分钟，我已在嘈杂混乱的大厅里、走廊里、窗口前排队排了几个小时。

　　而在这几个小时中，我无论是挂号、交费，还是预约、检查、问诊……除了在那位专家那里看到了一丝无比职业的笑容，便再没遇到一张热脸、听到一句热语。

　　在偌大的门诊大厅里，没有找到一位能给我指路的向导，而那错误百出的指路牌，更是让我在上下来回的奔波中，找不到影像检查室，弄不清去哪里领做尿检用的器皿。

　　但这些都似乎不是最糟糕的。“剧情”发展的结尾是这样的：当天医院的X光机坏了，必须改天再来;B超也都约满了，必须改天再来;心电图检查已排队排满，必须改天再来。

　　心力交瘁之时，我拿起电话打给丈夫吐槽。没料到，电话没接通，倒看到一条上午发来的短信：我上台比较大的手术，下来和你联系，照顾好自己。

　　我算了一算，从前一天8点他开始上班，到今早8点他结束夜班，再加上这台下夜班后被安排的手术，我实在无法想象一个一线医生在精神高度紧张中是如何度过这30多小时的。他也曾一个上午的门诊就要看近百个病人，他也曾面对在手术台上再没有醒来的病人而胆战心惊地向家属解释医学的局限……

　　其实医患双方都觉得委屈的情况一再发生。上网看看，就不难发现，病人们在痛陈自己看病难、看病贵的“血泪史”，一号难求、一床难求，在医学技术的壁垒面前，他们觉得自己是实实在在的弱者，常常遇到了问题，都不知道该向谁投诉，一进医院，十分茫然。

　　而医生们抱怨工作时间长、强度大、收入低，让他们最无法接受的是，这样“玩命”地工作，换来的却是不被理解、不受尊重、甚至有性命之虞，似乎自己在病人面前，倒成了真正的弱势群体。

　　可是，这种无解的状态，究竟该如何解决呢?

　　这一天的经历告诉我：医患矛盾，常常是由“医患”之外的因素引发的。

　　我仔细回想了就医的过程，无论是冷言冷语，还是混乱排队，其实作为患者，我的绝大部分不满发生在问诊之外的环节，并非因为医生，并非因为医术。而医生对职业现状的不满，大部分也不来自于患者本身。大环境的不信任，患者对医疗工作的不理解，舆论的失之偏颇，最终让医生只能板起面孔，用“三缄其口”来保护自己。

　　对患者，一套合理的流程、一个明媚的笑脸，不会让就医过程那样艰难，还能让患者在更从容的状态下试着理解医学和医生;对医生，行医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更不是“一个饭碗”，妙手回春更需医疗机构里各个工种的专业配合和全社会对医务人员的尊重;对媒体，在做好舆论监督的同时，还应该是医患双方沟通的渠道。

　　翻翻医患关系的各种报道、评论、论文，我们不难发现，其实该说的早就说尽了。因此，面对那些不能一蹴而就的体系性改进，首先不能把体制当个筐，什么都往里装，这样最后就谁也抬不动了;而与其坐等全局的改观，不如从每一方都能做到的细节做起。我们真的应该做点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