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甚至说得更直接些：在健康维护的“疾病预防-临床诊疗-临终关怀”三个有机环节中，医改的大部分精力集中在了临床诊疗阶段，疾病预防做得不够，因为它不能给机构带来经济利益，也没有“显性政绩”。

　　他还评价说，过去几年的医改，更多是在技术层面使蛮力，比如取消以药养医，号召医生多点执业，推行医院等级评审等，左冲右突，到头来也没有真正突围，真正指向重点难点的体制机制改革和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改革等，也难形成气候。

　　庄一强的话在“走廊医生”事件中颇能显示其意义。因为兰越峰讲到，医生过度医疗的表象下面是有一套创收机制在支持的，并非纯粹良心坏死。这套机制包括明确的经济指标体系和人员考核办法等。在此机制下，科室收入多少、医生奖金几何直接取决于从患者身上“割多少肉下来”。于是，在缺乏任何约束的情况下，科室、医生不免就大割特割起来，以至于发展出科室的“双算”分成办法，以至于“谁挡道就推倒谁”，即便你曾经是自己人。

　　面对此种情况，道德的重申和谴责已显多余。不管你骂医生是披着白衣的狼也好，也无论你翻出发黄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也罢，在强大的组织和系统的制度面前，它都显得苍白无力。它已然不能约束医生走向堕落，同时也无法为他们抵抗腐蚀时提供保护。

　　诚如庄一强所说，医改要在体制上下功夫。如果想改变过度医疗，不让医生的手乱动，根本的要改变医生、医院的激励约束机制。如同一场牌局，要通过改变规则来改变玩家的行为，而不是靠看似痛快的道德说教。

　　现在，医院和医生的状态早已不是当年以药养医启动之初可比，妄想通过简单的取消药品加成隔断医药利益输送不免太过幼稚。

　　在“葛兰素史克行贿门”中，人们已经发现，医生和药企之间早已形成了隐秘而牢固的利益纽带，其中花样之多让人错愕，它已经不可能靠形式上的办法就能剪断和裁除——即使医院不设药房，医药代表进不了科室，药企就不知道哪个医生卖了他们的药了么，就不知道该给谁回扣么?

　　“走廊医生”事件则向人们揭示，在医院内部，这个体系已经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它不仅细密、复杂而有效率，而且能够“劣币驱逐良币”了——你不和我们玩，你就滚蛋。

　　种种景象告诉人们，医改必须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要敢于碰“硬”。医生的处方权必须加以规制，必须更为透明，置之于社会各方监督之下，方能使之不再沦为药厂、医疗器械厂的衍生物。同时，医生的收入必须来自他为患者服务的价值，而非为药厂工作的卖力程度。

　　与此同时，政府与医院的关系也需谨慎梳理。在“走廊医生”事件中即可看到，政府有关部门作为利益相关方，它的公信力已然损伤。新医改的另一项任务管办分开似乎更需发力。

　　当然，这不是容易的事。它妨碍太多人的利益。可是，既然医改是世界性难题，那就不要寄希望任何捷径。这里没有懒可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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