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3年1月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原卫生部部长陈竺称“要积极探索和大力推广上下联动的医疗联合体制机制”;而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陈竺再次提出，医改下一步的最重要的是建立“医联体”。

　　于是在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医联体成为当前各地首选的医院合作模式：北京于2013年底制定了3年内建设50个医联体的规划，山东、江西、内蒙古等各地也在尝试组建医联体。其实，政府主管部门之所以倡导医联体的形式，主要是希望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推动医生和患者流向基层。

　　不过，如何让医联体真正实现医疗资源共享而不仅仅只是流于表面，大医院在政府层面的强迫下，如何积极参与做到双赢效果?在2014年医疗协同发展论坛上，上海禾新医院院长、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家张焕祯院长就如何成功运作医联体进行了分析。

　　医联体下需实现“双赢” 需做到三个统一

　　在医疗资源满合的大背景下，大医院还需无偿为医联体的其他医院开通绿色通道，在收入分配机制更为丰盈的大医院医生向医联体中下级医院下沉后收入的锐减、平台的局限，让大型医院能动性不高，而另一面，下级医院也不愿意放弃有利可图的“优质”患者，接收没什么油水的普通患者。有的二级医院管理人员甚至表示，医联体最终受益的是三甲医院，像二级医院可能就是利益受损方，所以他们对此不是很积极。

　　张焕祯表示，医联体的实施从目前来看，还有许多缺陷，医联体的发展下一步该如何继续完善，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大医院和下级医院该如何实现双赢。张焕祯还以台湾医院为例，提出了一些看法。

　　统一行政管理简单化

　　在新的管理组织架构中，理事会将是集团的最高决策机构。它将根据决策需要，统一管理机制，统一管理行为，实现集团内人才的柔性流动和资源共享。

　　毋庸置疑，要想实现上述统一管理模式，困难重重，因为这完全迥异于传统的医院管理模式。在新型的理事会架构中，各家医疗卫生机构的出资人层级不同，党委关系、行政关系也存在差异，但都代表各自机构的利益，针对医联体内的相关决策事宜发表各自的看法，做出各自的表决，在相应的决策程序下形成最终的理事会决议。理事会作为医联体的最高议事机构，其所通过的决议将是最终的决议，参与表决的各家医疗卫生机构的出资人代表、党委代表或行政代表应该服从于理事会的最终决议，而不可在决议不符合自己预想的情况下，动用其他行政渠道和政治渠道改变理事会的决议结果。

　　资源统一支配标准化

　　尽管各家医疗卫生机构的资产属性各不相同，但是三级医院的设备资源却完全可能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放，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也将有权开具检查单，让就诊的患者前往三级医院进行检查。其实，不仅是设备资源，包括人才资源、空间资源，都将按照集团理事会的管理意志，在医联体内统一调配。

　　由于不同医疗卫生机构隶属于不同层级的财政系统，统一配置以后所形成的利益成果，譬如薪酬与收益，如何在医生群体间进行分配，责任与风险又将如何分担。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一套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协调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从业人员和睦相处、相安无事，这是考验医联体能够行进多远的一大问题。

　　统一医保结算明文化

　　现在医联体初步实现了医疗资源的纵向统一调配，但这还远远不够，作为医疗资源中的重要指挥棒，医保资源也亟须加入到医联体的阵营中，从而形成改革合力。一旦医保可以将整个医保资金盘子下拨给医联体，那么医联体内可根据各家医疗卫生机构的实际服务情况进行综合统筹，促进各家医疗卫生机构的合理分工，优化患者就诊秩序，充分发挥医保资源的杠杆效应。

　　与前两项统一相比，统一医保结算的难度可能相对较小些，但也需要地方医改决策者从顶层设计的高端，予以政策上的安排。通过统一医保结算，适当鼓励医联体的整合与协同，这既有利于发挥医联体的规模效应，提高医保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也为民众的有序化就医提供了便捷通道。对于医保部门而言，这无疑也是一箭双雕的好事，完全值得大力推动。

　　然而，无论是统一行政管理、统一资源配置，还是统一医保结算，其始终都应围绕着一个核心主题：资源共享。这才是医联体成立的灵魂所在，也是医联体的出发点与归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