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制层面解读，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对资源进行最优化配置的体制，而显然转型期的我国医疗体制不属于这个体制范围。那么，就需要政府有良好的制度设计，但现实正如关志强教授所说的，政府的主导作用“严重缺位、错位、越位”；尽管我国的医生以及病床拥有率并不比一些发达国家差，可闲置率实在太高了；医疗资源的非公平配置，结果自然就导致了一方面是资源巨大浪费，而另一方面是看病难。

　　央视《新闻调查》节目最后介绍了天津发展社区医院的试点经验，因为具体政策的倾斜，天津作为最基层的社区医院不像北京那样门可罗雀，基本运转较正常。那里的医生不是整天待在医院里“守株待兔”的，他们半天在家坐诊，半天出门巡诊。我把这个看成是“准家庭医生”形态，但是距离国外真正意义的“家庭医生”（或称“个人医生”）的情况还有较大差距。

　　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有的法律和政策就规定日常的病人必须先到社区医院“个人医生”那里就诊，然后才视病人情况转至更高等级的专科医院；而对于每位市民来说，他们都有自己的“个人医生”（病员亦称为“我的私人医生”），这些“个人医生”在最基层的“点”坐诊，往往上半日与下半日在不同的地点。我有亲友旅居意大利，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中看病；医患双方定点对应联系，定点医生最知道自己病员的情况，一般小病在他接诊时就解决了，要到“上级医院”看的病，要凭他的单子预约好检查、诊治，最后到医院外的药房拿药，大头费用当然不用病人自己掏。看起来那样看一个病往往要奔3个地方：“个人医生”处、“上级医院”、不在医院里头的药房，但这样的“接诊”、“进一步检查就诊”和 “最后抓药”的“三步曲”、“三分离”，让医疗资源、就诊时间等等得到最优化的配置，病人简单方便省心，而最基层的医院、医生，是绝不会因闲置而浪费的，那种中国式的盲目拥堵在大医院等候一周排队三天也拿不到所谓“专家号”的“看病难”情况，绝不会出现。

　　笔者所在的杭州，也在致力于“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建设，覆盖市区的社区卫生服务网让百万市民受益。但是，我们要看到，居民“有病就去大医院”的传统就医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如果没有更到位的制度安排，一有病就往大医院奔的情况很难改善，加上其他种种原因，社区医院很可能依然举步维艰而难以乐观。

　　无论是微观层面的家庭医生和社区医院的制度安排，还是宏观层面的国家承担大头医疗费用的制度保障，对我们来说，都太有事情可做了，这些事情最终关涉那6个耳熟能详的字：医疗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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