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中国药学会的第16个专业委员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石家庄市召开。

　　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委员会的诞生，而可能预示着一种观念的转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药学会理事长桑国卫院士说：“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正当其时。”

　　一种观念的转变

　　药物经济学一直以来在国内很大程度上仅限于理论研究和探讨，而不久前《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意见（征求意见稿）》推出后，赋予了它新的内涵。

　　药物经济学仅仅作为一个概念显得如此抽象，好像是那些专家学者们研究讨论的事情，而离我们普通百姓的生活很遥远。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中的一些原则规定，却让人们看到了它可能带来的实际好处。

　　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中说：“合理调整政府定价范围，改进药品定价方法，利用价格杠杆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促进国家基本药物的生产和使用。对新药和专利药品逐步实行上市前药物经济性评价制度。”

　　社会对药价是敏感的，于是“药物经济学评价”便一下子进入关注医改的人们的视野。这也就是桑国卫之所以说“正当其时”的原因所在。

　　桑国卫说，正如当前的金融风暴改变了很多人们对西方金融体制以及保障制度的看法一样，对药物经济学的看法和观念也在发生着转变。

　　而这种转变，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悄然发生的：医改道路艰辛，大家在思索和探求多方多面的支持时，药物经济学给了人们一种更多的选择，而且是一种科学的选择。

　　不片面追求节约

　　20世纪70年代，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问题困扰着美国，于是药物经济学便在这个国度应运而生，并在上世纪90年代药品费用飞速上涨的现实中得到了长足发展。

　　20世纪末，药物经济学概念被引入中国。但在我国医疗资源配置也面临问题需要解决时，却并未“大显身手”。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顾海说，障碍很多：

　　——我国新药上市，并未要求提交药物经济学的证据。

　　——医保目录药品的筛选主要考虑药品的价格，很少参照药物经济学的指标。

　　——医药卫生政策的决策，没有参考药物经济学研究与评价结论的明确规定。

　　——没有对应用药物经济学做强制规定，企业重视程度不够。

　　药物经济学究竟有什么用呢？或者说能在哪些方面起作用呢？

　　抛开学术繁杂的概念，通俗理解就是：研究投入与产出效益关系的一门科学，而这个“效益”指的是“健康效益”。

　　解放军第306医院药学部主任吴久鸿说，药物经济学在如何使有限的卫生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思考中应运而生。近几年，我国药品生产和消费增长迅速，增长率已经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2007年国家GDP增长率是9%，而同期药品销售额增长高达26%。与此同时，药品生产与使用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如抗生素、生物制品、维生素以及辅助用药和中药注射剂用量较大。社会上对看病难、看病贵的批评不绝于耳。

　　如何改变这种矛盾状况？药物经济学能为解决这些矛盾提供重要的分析手段，并在发展医药产业、形成合理价格机制、制定医保目录、促进合理用药以及建立国家医药卫生药物政策等方面起重要作用。

　　而这一切都与当前进行的医改密不可分。“药物经济学不是片面追求药物资源的最大节约，而是确保药物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以实现健康状况的最大改善。”吴久鸿说。

　　一部指南的期待

　　与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中“药物经济学评价”相对应的是，在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成立的同时，一部《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的修订工作也纳入日程，并作为该专业委员会成立后的主要工作之一。

　　药物经济学要想由一种理论到实践，指南是一座“桥梁”。而指南的制定与推广，也意味着药物经济学评价制度由学术层面上升到了行政层面。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说：“我们现在做的指南还只是技术性的，要进一步推动还是得靠行政方面的力量。” 

　　该指南曾一度历经磨难。2006年，在ISPOR第二届亚太会议上，《中国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初稿公布，被业界称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专家意见是“太繁琐”，而企业更是认为“不是太成熟——方法虽然科学，但做的人太少，没有能力配套。” 在多方因素影响之下，2007年之后，指南初稿的推动陷入了停滞。

　　而作为亚洲国家中第一个着手制定国家强制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的国家，韩国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到2007年，是初步实施阶段。而从2008年起，韩国已经开始强制实施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

　　桑国卫提醒国内的药物经济学研究者说，中国开展药物经济学，不要脱离中国国情，不符合国情的药物经济学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