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军医大学 曹国庆
 
　　把医生定位为自然科学家而忽视了其社会责任，将患者视为“患病的生物体”而忽略了人文关怀，由此导致了当前医学研究和医疗实践中出现一系列问题。

　　症状一  重病轻人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一个医生三句话说死一个病人”的事，也许有点夸张，却是真有其事。第一句：“你的病呀，来晚了。”病人一听就急了，赶紧求他：“大夫呀，我们大老远慕名而来，求您想想办法吧。”这时，大夫来了第二句：“你这个病呀，没治了。”病人又求他。大夫的第三句话是：“你早干吗去了？”病人听完这三句话，好像一盆凉水兜头浇下，心想完了！他眼皮耷拉着，头都抬不起来了。回到家，家人一看他这样子，忙问这是怎么了。病人说：“大夫说了，我来晚了，没治了，早干吗去了。”患者上午11时半离开诊室，下午4时嘴唇发紫，晚上8时进急诊室，第二天凌晨2时就去世了。有人做过统计，现在，70%~80%的医疗纠纷都是由医生与病人或家属缺乏科学合理的沟通而引发的。单纯的“生理治病”倾向导致了对具体的、鲜活的人的生命的可怕冷漠，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其实质是科学与人文的矛盾在医学领域的具体反映。

　　症状二  重体轻心

　　世间有三种医生：第一种就是用手给人治病的服务，叫“医匠式的服务”。第二种是用脑给人看病的服务，这叫“专家级的服务”。比如开刀的时候，刀口在什么地方，开多大，既要考虑美观，也要考虑到患者的需要。第三种是用心给人看病，叫做“大师级的服务”。有位名医，一生曾经三次给一位女同志看病。当女同志还是少女的时候，得了子宫肌瘤，人家说给摘了，他说得留着，人家还要生孩子；后来30多岁的时候生了孩子了，又有问题了，人家说给摘了，这位医生了解到她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还是给保留了；到60多岁来的时候，才认为可以切了，因为孩子长大没负担了。

　　古希腊大师说过，你对病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对他们的世界感兴趣，包括他们的生活、工作和实际需求。但现在，恐怕很多医生只能属于第一种，很少能够主动地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

　　症状三  重利轻义

　　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和个人利益驱动，在一些医生眼里，病人已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而仅仅是消费的主体和赚钱的机会，有的医院和医生甚至不择手段地从患者身上赚钱。

　　一位年轻人因为眼睛不适，到一家医院就诊。大夫检查后顺手开了瓶德国眼药水，患者交费时才知道一小瓶透明液体竟要90多元。点下眼药水后患者的眼痛反而加剧。第二天一早，另一家医院的一位上岁数的医生也给他开出药方：氯霉素眼药水１瓶，价值２元多。遵照医嘱，患者的病很快好了。事后，这个年轻人才搞明白：小病用贵药，原来是“回扣”在作怪！

　　近些年，被媒体曝光的某人民医院200名医生中有140多名陷入“回扣陷阱”事件，以及一些大城市医院相继发生的“天价医药费”事件，都集中暴露了这一问题。在不少情况下，经济利益已经突破了医学伦理的底线。

　　症状四  重亲轻疏

　　由于医患关系在一定范围内呈现物化趋势，造成部分医生对患者极不负责任，也正是这些人的影响，导致很多患者不信任医生。

　　一位朋友曾给我讲过一段令其家人时常后怕的看病经历。其年仅两岁的女儿身体发热，到某人民医院儿科就医。朋友把病历本和挂号单放在桌子上排队候诊。由于只有三四个人候诊，朋友的妻子就抱着女儿在诊室里等候。但不断有穿白大褂的人带人加塞儿，朋友的妻子足足等了1个小时。当轮到朋友的女儿看病时，医生只简单地向家长了解了孩子的发热情况，看了一下喉咙，不测体温，也不拿听诊器听诊，同时病历本也没有做任何记录，就下结论说是一般的咽喉炎，开两天药回去吃就行了。回家后，按医嘱吃了两天药，仍反复发热，病情不见好转，同时还出现目光呆滞、不能下地行走等病情加重的状况。朋友托人找到一名儿科专家，当他带女儿去就诊时，医生第一眼看到病儿就十分惊讶地问：“孩子的病已经很严重，为什么这么迟才送来？”诊断确定为：病毒性脑炎，病情危急，立即入院抢救。

　　类似例子恐怕并不鲜见。现在，不管是富裕还是贫穷，大家都习惯了看病找熟人，有时找了熟人还要送红包。在人们的印象里，救死扶伤本是一个极为崇高的职业。但是，现在因为经济利益的冲击，“医德缺失症”在医界甚为流行。医生，本来是能够以生命相托的人，但由于医德的沦丧，导致很多患者对医院、对有病就医存在深深的焦虑和恐惧心理。

　　找病因  标本兼治

　　我认为，四方面原因导致医生“生病”。一是对技术的狭隘崇拜。有些医生认为只要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及利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医学研究基础，就完全可以根治病人的疾患，从而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以及人对社会认可、心理健康等方面的需求。一位美国科学院院士曾说：“20世纪医学技术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医疗服务的技术因素大大膨胀起来，但深藏于此过程的人文特征被很大程度淹没了。”二是传统医学模式影响。三是医患关系位置颠倒。长期以来，由于医疗资源的相对缺乏，加上社会保障救助、医德医风纠建等制度方面的缺失，医务人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患者医疗资源的支出程度，或者说成为“施予者”，使患者是医院“衣食父母”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颠倒。四是医院管理相对滞后，医院管理体制不适应新的医学模式发展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