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刀砍同仁医院女医生的犯罪嫌疑人日前被北京二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判赔偿被害人共计53万余元。这起案件的判决或许在保护医生的执业安全方面会起到一定作用。

　　但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因为类似的医生被刺案今年又发生几起，甚至导致被刺医生身亡

　　。纵观此类事件，虽然具体原因各异，却都凸显了一个共同的问题，这就是目前的医患关系可能处于有史以来最紧张的时期。

　　客观而言，在医患关系中，医生占着主导的方面，决定着事情的发展或性质的转换。这不仅在于，相对患者，医生有着专业的优势，病尽管是患者生的，但在医生面前，患者并不像其他行业的消费者那样握有自主权。作为医疗技术的提供者，医生在病情的诊断上处于天然的垄断地位，这种医患之间在病情上的信息高度不对称，假如没有外部的监督，或者监督不严，无疑会激励医生利用自己的医学优势，乱开处方，小病大医;另外也在于，当医患之间出现矛盾后，单个病人面对的不单是医生，还有医生背后的医院，即患者是以个人对着一个组织。此种情况下，如果患者对医生的怀疑得不到求证和合理解释，很可能会激化矛盾，并最终导致其做出一些过激的举动。

　　这就告诉我们，在医患关系的处理上，虽然强调患者要有理性，尊重医生，并严惩患者的一些过激举动;但医生和院方的态度、品德和对其的监督往往更重要。很多医疗纠纷，固有医术方面的问题，更多的还是由医生和院方的恶劣态度引起的。

　　目前的问题在于，医疗行业的医德和医风确实大不如前，由此导致社会对医生总体持一种负面评价。比如，在发生的几起医生被刺事件中，不论从哪方面讲，行凶者都该受到谴责。然而，舆论中竟有人对此幸灾乐祸，且持如此心态者不在少数。这当然是一种不正常的心态，但此种心态的产生，不能不说与社会长期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现象以及医生对病人态度的冷漠和拿回扣、收红包等种种让人诟病的行为有关。

　　当然，把医德的匮乏仅仅归咎于医生和医院，同样不公平。应该说，这里有着医疗卫生体制的原因，也有更深层的经济社会原因。换言之，今日医疗行业发生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整个社会环境和体制造成的。转型时期社会道德重心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医生的医德跟着下降，只是因为对医生的特殊要求使得人们对医德格外敏感而已。另外，长期以来，政府对医疗行业的投入大幅减少，医院不得不想方设法赚钱，乃至把创收的任务直接压给医生，这都是导致医院丧失公益性、医生丧失救死扶伤精神的主因。

　　在社会各职业中，医生的工作是以强度大、风险高著称的。医生的人力资本投资相对于其他职业也较长，鉴于此，让医生获得较高的合法收入、有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理所当然。世界多数国家中，医生都是社会上体面的职业，收入在社会各阶层中也居上。只有这样，医生才不会从过度医疗、开大处方及收受病人礼品中去取得维持自己体面生活所需要的收入。

　　频繁发生的刺医案，将医生的职业风险空前暴露出来。要改善目前僵硬的医患关系，使医者有仁心，从而避免更多袭医案的发生，归根结底，应让医生从其医疗服务中得到和其投入相适应的经济回报，这就需要加大政府对医院的投入，并改革不合理的医疗体制，尤其是医疗机构内部的分配机制，在普遍提高医务人员尤其是医生薪金的前提下，拉开分配档次，向高端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以打破事实存在的大锅饭和“多收多得”;与此同时，加大对医院和医生的监督，建立医生的执业记录和评价系统，发挥医生的行业自律作用，形成医生的名誉维护和败德惩罚制度。